局势严峻，由于舆论比真实历史上更为强烈，在这个时空，国民政府比真实历史更早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委派资源委员会林继庸等赴沪调查上海各厂现有设备及内迁可能。不过，当时政府搬迁的重点在兵工企业，对沿海民营企业的关注严重不足。7月11日资源委员会内部会议中，林继庸提议搬迁上海工厂时，即被质疑上海各家民营机器厂合起来还不如一家国营兵工厂，同僚也颇怀疑民营企业家是否愿以国事为重同意内迁。因林力争，会议遂决定派林与上海企业家试做接洽与调查。当天下午，林抵达上海，游说两日，得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等人支持，30日晚返回南京复命。稍后被任命为“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全面主持上海工厂内迁。

    林继庸即于1937年7月11日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将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的工业迁往内地，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民营企业。之后，他亲赴上海和民族工商业家胡厥文等商议民族工业内迁问题。大家均赞成政府组织民营企业内迁，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改变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对发展后方工业有重要作用；二来又可保存物资，生产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品以支援抗战。经过一番调研，林继庸亲自动笔草拟了一份上海工厂内迁计划提案递交国民政府。按此计划，第一批内迁厂应为炼钢、炼氧、制罐、橡胶、水泥等重工业厂，以适应战时需要。棉纺毛纺日用品等轻工业则列为第二批迁移。同年7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提案，决定拆迁上海工厂，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单位，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成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在上海主持适厂事宜，当时财政窘迫，行政院由资源委员会仅拨款补助56万元，优先给予同国防密切相关的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等上海企业。又与胡厥文、颜耀秋一起到南京与国民政府再三交涉亦仅获追加补助52.6万元，仍旧严重不敷使用。无法可想的林继庸只好致电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刘琨上将的关注下，以优先搬迁部分企业和技工到西北为交换，争取到800万元的搬迁费用和西北开发总公司的全力协助。此外，林继庸还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执行长兼化学组组长、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执行组长、经济部工矿调查处业务组长，领导组织内地民营工厂内迁。7月18日，林继庸赴上海就职。临行，同僚杨继与之握手告别，叹道：“继庸兄，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除资金外，运输工具短缺、通行证繁多，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八一三前，西北开发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经协助和西北有关系的上海企业108家完成了西迁工作，还协助林向武汉等地搬迁了中央需要的180家工厂，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因战事需要，市区轮船、拖驳及京沪铁路已全部被军队征用。很多私人车主怕车辆被征用，就拆下车上零件，拒绝出租；雇到的轮船又常被难民抢用。林继庸和厂家只能满上海寻找木船——华生电器厂内迁，装了27艘木船，最大的船装了272吨，最小的船只装了8吨，船队拼凑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据统计，此次内迁，共动用木船499艘。当时上海驻军众多，通过其防区需要不同的通行证，也一度使迁厂工作举步维艰。一次，为让国军88师放行，林继庸和颜耀秋早上出发，“江上敌舰炮火集中射击，弹片横飞，两旁房屋前仆后倒”，二人“咬着牙齿，拼着性命继续前进”，才在前线见到副师长，拿到通行证。奔波之中，林继庸左脚受伤，医生嘱咐他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林深知自己必须时刻曝光在上海企业家的视野之中，如此才能“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着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遂租了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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