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南京，就被总公司命令协助林继庸执行敦刻尔克行动。呼延英良对这个行动代号很有看法，很多参与者与他有同感，大部分人搞不清楚这个洋文啥意思，呼延英良不得不解释了半天这是法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到后来为了省心，参与者们一致同意叫这玩意儿“蹲坑儿坑计划”，简称“蹲坑计划”朗朗上口而且好记。可是据说这玩意儿是刘司令亲口定的代号，那书名文字上还是敦刻尔克，以至于后来历史学家采访有关人士的时候，很多层级低些的历史亲历人都说没参与过什么敦刻尔克，直到听说是“蹲坑计划”才说有，太有参与了。

    不过既然刘长官亲口御题，就没话好说了。刘琨在西北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他一向算无遗策，西北军民已经习惯了按照他的指示做事，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准没错。这个行动的内容是协助中央，对上海的工业企业进行迁移到内地，以便长期抗战。本来这个行动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动作，可是由于行动主持人林继庸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得到足够支持，他与一些企业界人士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紧急呼吁，导致了刘琨长官亲自部署西北军政两界鼎力支持，上演了挽救上海民族工业的奇迹。

    林继庸（1897—1985），号仲庸、荷达，广东省中山市南蓢大车村人。1913年和1919年分别在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及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肄业。抗战初期，主持上海等沿海地区工厂内迁，被誉为“迁厂之母”。

    他于1920年到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系。1926年回国，任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1年9月18日，日军强行侵占我东三省，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复旦大学也成立了复旦学生义勇军，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满腔热血的林继庸对学生的爱国行为给予极大的支持。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学生义勇军训练处，林继庸当选为复旦大学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根据爱国学生的提议，亲自到学生义勇军训练处请求允许该校学生在寒假期间组织特别军事训练班，到军营中实习各种武器。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曾明令军队不准接受学生军训，他多番与十九路军军部联系，最后由蔡廷锴亲自出面保证，才特许复旦学生义勇军随营受训。此乃开十九路军学生义勇军随营训练之先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学生义勇军随十九路军于天道庵等处抗击侵略者，还奉命担任情报、传令、运输等工作。而林继庸则被特聘为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援抗日。1933年为避免日军搜捕，得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援救前往西北任教。1936年经南京国民政府力邀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先北平、天津、次南京再上海的疯狂进逼，使沿海工业发达城市先后沦陷。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工厂总数1255家，占全国工厂总数近三分之一。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截至1937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至少50名工人、10匹马力）有3935家，其中上海一地即有1235家，占31.4%；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52.4%。

    真实历史上为使民族工业免遭厄运，不少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纷纷计议，举厂内迁。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毛纺行会、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工商界行会组织，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呼吁，“誓不以厂资敌”，要救政府派员联络，制定计划，并给予迁移帮助。在刘琨的这个时空，很多上海民族企业本来就在西北开办了分厂，他们大部分得到西北开发总公司提醒和协助，从七七事变爆发开始，就作了迁移准备，在这批企业的带动下，整个上海民族工商企业界倍感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