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改革工作依然没有发展成一场民众运动。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但大多数参与者和所有领袖，却都是士大夫阶层的精英。然而，改良者们并不认为自己远离民众，不能得到民众支持。“文人志士”们相信，只要把儒家思想从个人道德伦理转变为宗教，并将其像西方传教士宣扬基督教一样传播于世，就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统一思想。这种新的“孔教”也将拥有一套社会方案，如鼓励中国人戒掉鸦片c废除裹脚习俗c革除其他陈规陋习等。173

    然而，这些设想都如昙花一现。很多事都让改革运动的领袖们失望不已，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巨大隔阂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学会的主要成就都严重依赖官方支持。北京的强学会若没有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影响力巨大的官员支持，便连会议都无法召开。这些官员都被选为学会的荣誉主席。地方上，官方支持同样重要。谭嗣同之所以在湖南取得成功，原因之一便是巡抚乐于接受体制改革的思想。因为反对这群“志士”的力量发展极为迅速，所以一旦上述官员不再给予支持，学会就会被解散，其报社也会被关闭。在湖南，保守的士绅们反对改良者提出的教育方案，敦促当局解散南学会。与此同时，梁启超暗含颠覆帝国合法性之意的观点，也让首都的官员们心生警惕。最重要的是，强学会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最早一批支持者们认为，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是个危险的狂热分子，他的思想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康有为把传统圣人孔子描述成一位革命先知，让维护现状的那些人惊恐不已。很多高官认为，中国学者涉足外国政治理论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因此，像康有为那样认为孔子是维新的改良者，而非保守主义者的人，又怎会不危险呢？

    康有为的哲学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康有为的理论源自汉代的“今文经学”。或许，这也是影响了太平天国皇帝洪秀全的神秘“三世说”（衰乱世c升平世和太平世）。因为对某些经典的解读有两种，所以便诞生了儒家的今古文。今文经学自称发现了《春秋》大义，并将其归功于孔子。古文经学认为《春秋》是圣人对当世道德状况的评论，今文经学则坚称这些著作代表的是所有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范式，而孔子就是可以预知未来的先知。

    到公元3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古文经学才是正统，孔子逐渐失去开天辟地的特性。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今文经学都几乎无人提起。然而，18世纪，清朝的考据学者巧妙地指出，部分古文经学对经典著作的阐释是伪造的，再次激起人们对今文注释，尤其是《春秋公羊传》的兴趣。到19世纪20年代，广州地区几乎出现今文经学“学派”。学派奉行的宗旨虽因门徒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都认为汉代的经学家出于政治目的，寡廉鲜耻地伪造古文经学文本，向后世隐瞒了孔子的真实形象。康有为宣称，他的研究已经揭开孔子最初的形象。1891年，他完成了一部名为《新学伪经考》的惊世之作。书中称，因为篡位者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不想让学者们知道孔子并非保守主义者，所以才伪造了古文经学文本。因此，根据康有为的阴谋论174，古文学者隐瞒了孔子学说的真义，致使中国几个世纪来都陷入落后之中。接着，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继续揭示，称真正的孔子是上天派来的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因此，降生于乱世的孔子，凭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预言：

    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175

    因此，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以后诸硕学大儒所著史学都僵化刻板，背离了他的教义，使后世将其误解为守旧之人。康有为称，真正的孔子宣扬的是一种与西方闻名的历史哲学同样有力的发展理论。孔子若能活到现在，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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