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着《周礼》的军事模式开始转向洪秀全的帝国统治模式。虽然已无从知晓到底是谁做出了这个决定,但在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持续不断的权力之争中,这个决定无疑会让洪秀全受益。
二人之间的竞争并未随着洪秀全1851年1月的建国而告终。太平军北上期间,杨秀清的权力越来越大。作为一名更出色的军事领导,他也在太平天国试图吸纳汉族种族主义者时,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反满情绪。此外,杨秀清还利用自己的私人情报系统来诋毁洪秀全,扩大自己的宗教影响力。例如,攻占云南期间,杨秀清的部下在军中发现了一名清朝奸细。杨秀清却把这个消息压到召开降神会之时。会上,他用上帝之声抓出这个奸细。接着,那个男人被带到其他领导人面前悔罪。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极大地损害了洪秀全的权威。
当杨秀清宣称自己即便不超越,至少也等同于神时,洪秀全唯一的依仗,就是利用天王身份来强调自己的合法性。从1851年秋起,他越来越频繁地谈到太平天国定都之后,他们所有人能够获得的地位c官服和头衔。然而,杨秀清和萧朝贵依然以上帝和耶稣的身份自居,用《旧约》中的愤怒,将“八旗妖魔”斥为猪猡。1851年12月,他们甚至迫使洪秀全宣布,唯有上帝和耶稣是真神,从而更与天王和其他领导人平起平坐。此外,军事指挥权也因此重新分配,每位主要领袖都可凭自身能力称王。每位王可以创建自己的行政班底,不过,东王杨秀清权力最大,总管军中所有升迁事宜。最终,这种原始的《周礼》式“封建制”使太平军开始朝17世纪的军阀军队演变,给了洪秀全一个分而治之的机会。但就当时而言,杨秀清显然垄断了军事决策。他相信,只要天王缺乏维护帝国模式的民众环境,洪秀全就会继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南京为洪秀全提供了一方舞台。因此,他必须强烈支持攻打南京的决定。
1853年2月18日,太平军攻陷九江,继而夺取安庆。不出一个月,太平军便于3月19日攻下了美丽的南京城,并将其更名为“天京”,以纪念这一历史时刻。
占领南京
占领南京或许巩固了洪秀全的地位,但用当时的话来说,这种从流动叛乱变为固定叛乱的做法,却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次战略性失误。定都南京后,整场运动便失去了一直让清军失衡的原动力。杨秀清虽然派出北伐军,他们却在河南与山西边界遭到怀庆围阻,并于1855年3月被清军全歼于天津之外。在大多数人眼中,只要继续占据北京,天命就还在满洲人手中。太平天国虽在南方定都,集中的军队却给了大清从北部与长江以南军营调兵围攻南京的机会。有时,太平军也能突破重围。但是,被突破的缺口很快又会合拢,把太平军牵制得只能在长江沿岸上下活动。
定都南京也损害了太平天国激进的社会制度。军队在行进途中招募c训练新兵的同时,《周礼》制定耕战合一的公产制度,也破坏了农业社会的两大私人支柱——财产和家庭。但太平天国开始在流动军外大量吸纳平民时,又缺乏可以摧毁或取代现存社会的骨干力量和统一思想。换句话说,太平军一旦停下来,就得向华中地区顽固的乡村社会妥协,即:向在非正式的地方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地名流妥协。
理论上,太平天国是非常想全面推行他们那种公产制度的。1854年,国内发布了一条特殊法律,下令向所有可耕地征税。所有耕地都已分给被编入两司马建制c二十五户为一组的农民。根据这个制度,成年人自己种植食物,然后把剩余的农业所得上缴负责管理国库c调解争端和主持太平天国宗教仪式的两司马。然而,事实上,《周礼》的土地制度鼓励包税制。有些当地士绅把税务登记权直接移交给了太平天国的中央政府。于是,这个南京政权便直接从这些士绅中任命世袭的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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