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上类似于部落首领。

    有时，几个满洲人宗族会组成常见的狩猎和作战团体，名为“牛录”（汉语“箭”的意思）。这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凝聚力如何，也取决于其首领——“贝勒”的领导。因为牛录通常只是为了某场特定狩猎或战役才会组织起来，所以一旦目的达成，即围猎结束或战利品分发完毕时，牛录就会随之解散。正如我们所见，贝勒要是不向外取经，学习蒙古或汉人的军事组织模式，就很难维持联盟。然而，若有能力卓绝的人领导，这样的蒙古联盟也能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而明朝政府也不安地察觉到，这些通古斯部落就是女真人的后裔。要知道，当初那些野蛮的女真人，可是将宋朝人赶出华北，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

    为此，明朝在辽东和北海对岸的辽西驻扎了重兵。起初，这一带有二十五个卫所。然而，15世纪卫所系统衰落，到16世纪，很多卫所都不复存在，仅见于文件而已了。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里，北京只得越来越依赖分封边境上的部族，来为朝廷镇守边疆。驻守满洲的汉军逐渐成为明朝将军的家臣，且几乎代代如此。这些将军（比如16世纪晚期的李成梁和17世纪的毛文龙）权重一方，拥有人事任命权，虽宣誓为大明镇守边疆，但其手下的军队其实都算私兵。

    明朝的边境官员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防止这些部族被某位领袖团结起来，形成强大同盟，进而攻打大明。因此，他们采取了历史悠久c早在汉朝就臻于完善，并广泛用于中亚的“分而治之”政策。每位部落首领都和中国皇帝建立朝贡关系，属于后者的外藩。每位首领都会得到朝廷的册封，以作为其承认皇帝宗主地位的交换。如果哪位首领有越来越强大的迹象，朝廷就会刻意扶植和他敌对的部落。册封往往伴随着来自北京的贡物，因此足以促使一位满族部落首领率兵灭掉另一个部落。因此，明朝的边境官员常常通过激发部族间的嫉妒和敌对，成功保持满洲各部落之间的分裂状态。

    1552年至1582年间，明朝将军李成梁受命总理辽东事务时，一个名叫哈达的部落被授予帝国最高荣衔。然而，1582年，哈达可汗去世带来权力真空，引得叶赫和辉发等呼伦部落觊觎不已。纷争一触即发时，一个名叫尼堪外兰61的苏克苏浒河部首领成为明朝新封的“可汗”。1583年，尼堪外兰为了保住汗位，密谋杀害了几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些对手中，就有一对领导建州部落c姓氏为爱新觉罗62的父子。

    努尔哈赤的崛起

    这对父子的死，让爱新觉罗氏的首领之位落到了前首领之孙——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身上。尽管李成梁补偿了努尔哈赤，这位年轻的首领依然决定为父报仇。随着两位首领的去世，努尔哈赤在部落中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族人对他的忠诚也难以保证。于是，努尔哈赤如四百年前的蒙古首领成吉思汗一样，挑起部族仇杀，希望以此凝聚全族的向心力，让爱新觉罗氏变得比以往更强大。许下必胜的诺言后，1584年，他率领族人向尼堪外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两年后，他终于杀死这位明朝新封的可汗，再次让辽东局面陷入动荡。

    努尔哈赤之前那些看似鲁莽的行为，现在都成了英明睿智之举。首先，这为他带来了几场与呼伦各部落的政治联姻。接着，他通过成功吞并鸭绿江畔几个难以控制的部落，赢得了李成梁的青睐，获授明朝建州世袭都指挥使的头衔。然后，努尔哈赤继续征战，往北进攻其他的呼伦部落，一方面是为了捍卫之前所得，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其在统辖各部之间的霸权。1593年，他与叶赫之战的胜利不仅提高了他在明朝朝廷眼中的地位，也提高了他在满洲各部之间的威望。因为每一场战争的胜利，都会带来新的战俘，充作满族贝勒63的农奴或奴隶。

    努尔哈赤的部族随着外交和征战日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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