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的要遇到海面、河面封冻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破题，这也是后金政权所依仗、所嚣张的原因。如果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后金始终对我们占有心理上的某种优势。我们登莱镇既然开辟了第二战场，就必须要具备在冬季作战的能力，无论是无后勤支援的防守，还是纯陆路的救援，都是登莱镇迟早必须面对的课题。登莱镇官兵迟早必须要学会这一课，而这一课就从金州开始。从旅顺到金州只有50里地，而辽阳到金州却有550里地。从后勤的距离上来看，我近而敌远，我逸而敌劳。而我方物资充足，后金方面在经济上却萧条凋敝，在如此条件下，我们甚至不需要战胜他们，完全可以用力量去压垮他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不加以利用，锻炼队伍，岂不是可惜。

    三、

    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以大明腐朽而老迈的身躯而言，战胜后金政权——以力相博——从来都不是战略上的首选。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依靠家大业大、人多势众，用财力、物力、人力去压垮后金政权。其具体表现就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筑垒防御，而不是像明初那样，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生死搏杀。因为经过200多年，大明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经过万历皇帝30年的折腾，大明已经极其虚弱，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的五脏六腑全都烂掉了。以这么个状态和后金这个出生的牛犊打拼，风险相当大。

    王进贤虽然整了些花花肠子，但是从根本上讲，他还是生长在大明这颗腐朽的老树上的一颗果子，或许是一颗新苗，有着美好的未来，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暂时也不可能脱离大明这颗参天大树。王进贤必须防备这颗腐朽衰败的老树在某个他无法控制的环节掉链子，他必须考虑、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他还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全方位的衡量问题，以避免自己的野心过早的招来杀身之祸。比如，他必须向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敬献大量的金珠财富，以换取他们对于自己在山东相对自由行事的权力；比如他虽然旗帜鲜明的反腐，但是对于一些盘根错节的重大关系户的问题，他仍然不能不有所容忍，只能想办法让其不法行为不能危及改革的利益；比如他必须容忍朝廷及其他省份奇慢如牛的办事效率。这些事情牵扯了王进贤大量的精力，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特事”，需要“特办”。而且这些事情反映在财务上，反映在军队建设上，反映在企业经营上都是一个个的瑕疵和漏洞，不能不影响到王进贤整个系统的效率和整体结构。因此王进贤不可能像一个愣头青的小伙子一样，甩开膀子带着一群同样愣头青的小伙子们去和后金拼命。这样做即使能够在战术上获得胜利，那么在战略上同样会失败。岳飞、贞德都是王进贤的前车之鉴。

    而所有这一切，同样也是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们所考虑的，站在他们的位置和角度上，筑垒防御几乎是不二的选择，也是当年范仲淹、韩琦等人在西北对付西夏的办法，也是他们之后的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办法，因为在他们的身后，同样是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衰朽的朝廷，他们必须首先立于不败之地。而无论是大宋、大明还是大清。这江山难道不都是一刀一枪打下来的？赵匡胤、朱元璋、努尔哈赤哪一个人是把筑垒防御作为战争的首选项？

    作为文官，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们更没有条件带着一群愣头青去和后金拼命——很多时候，人被条件所限，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战术问题所能涵盖的讨论范畴。总之，对王进贤来讲，如果仅仅把打败后金政权为目标，战胜或许是一个可选项；但是如果他把带领中国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目标，那么不选择战胜而选择压垮则是战略上的必选项。

    既然登莱镇对付后金的战略是以优势的人力物力压垮他们，那么就必须充分发挥人力物力的优势。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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