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封建社会是一种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搞好农业不用进行什么创新，按照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可。

    王进贤在登莱全面清丈土地，恢复执行万历初年较低的农业税，加派部分则由登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这都是张居正推行过并已经为事实所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同时，推行两年三熟种植法，在山地和滩涂大力推广花生、番薯、玉米、土豆和枣树的种植。这一部分倒是王进贤根据科技的发展情况而进行的推广和普及，不过这一切也是在寻山所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提高了各种环境下土地的利用率。

    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土地利用率都好推广。可是清丈土地、减租减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几乎是诸多改革中最为困难的部分。

    明末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剧烈。皇庄、王庄、权贵，以及各级身份性地主巧取豪夺，占有了大量土地。按理说，随着社会的安定，荒地的开发，由国家管理、可以提供赋税的土地应该越来越多，但是在事实上，明朝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国家提供税赋的田亩越来越少。洪武年间，朱元璋赐给各藩王以及勋贵的多是不产粮食的草场、河滩等地，而且数量极少，由于藩王、勋贵不许进行经营性活动，只能靠国家财政养活，也就不存在纳税问题。可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各个藩王及勋贵都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了大量土地，按照“祖制”，让他们纳税自然无据可依。明朝对于各级士绅在税收上都有优免，随着各项制度的驰费，各级士绅一方面不断利用自身的优势侵占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则是想方设法使得自家的土地能够获得的优免更多。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不交税、少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多，大量的赋税被转嫁到少地、甚至无地的农民身上，造成自耕农大量破产，国家缺乏税收，国匮民穷，社会动荡。

    张居正全面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税法，恰恰是动了这一块蛋糕，因此一件简简单单的政务，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在张居正的铁腕之下，于1581年完成土地的清丈，国家可以征收税赋的土地比明初还多出300多万顷。也就是说清丈之后的田地数，是清丈之前的2倍左右，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啊。权贵地主们竟然隐匿了这么多的土地，而且这还肯定不是他们隐匿土地的全部。清丈土地之后施行的“一条鞭”法简化了收税的方法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土豪劣绅利用复杂的规则偷税漏税、侵占农民的土地。

    土地兼并问题之严重以前并不是没有人看到，类似张居正改革所实施的各项措施，也不是张居正的独创，在张居正之前也有人尝试过，但是都因为阻力太大而执行不下去。而张居正改革之所以取得成效，坚决的执行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世上的问题往往不是看不到，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是涉及到诸多的既得利益者，无法有效的执行。

    张居正改革可以说只是一次比较温和的改良。张居正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没有遏制权贵和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只不过通过清丈土地，发现了不少隐匿的土地，整顿吏治，让所有人都按规定好好的纳税，就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绩——张居正去世时，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粮食储备可供食用九年——足见当时的情况已经恶化到怎样的地步。张居正也没有改革财政制度构架，取消权贵及身份性地主的特权，平均税赋，减轻农民的负担。即使如此，张居正改革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他身在之际就受到极大的压力，在他身死之后更是人亡政息，很快改革的成果就丧失殆尽。

    王进贤要向张居正学习，动这块蛋糕也不可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王进贤还不打算得罪地方上这些身份性地主，因为他们是王进贤打算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斗争中团结的重要对象，因此，就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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