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被送进了医院。

    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败坏了一些人的灵魂。人道主义——这医务工作者应有的品格在他们身上dàng然无存，有的只是什么上面下达的“医疗为专案服务”。这位接诊医生竟说贺龙是“诈病”，在他的病历上写了“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两行大字。这是什么病案？真是天下奇谈！搜遍天下病人的病历，也不会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是医生吗？不，这是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可悲的灵魂。

    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龙怎能得到良好的医冶？不得已，住了几天，他要求返回了西山。

    薛明见他这么快就回来，痛苦地摇摇头。作为妻子只能强颜欢笑，安慰丈夫。

    贺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你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吧！”

    这是在延安时，máo zé dōng写给王观澜的信，是谈对待疾病的态度的。máo zé dōng说：“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

    贺龙是从医院里抄录来的。他要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与疾病和命运作顽强抗争。

    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位战士对他说，有好几位老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L贺龙点着名数给薛明听，然后，愤愤地说：“这些干部都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了？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他激动起来，用手重重地捶着床板。声音一会儿便便噎了。

    薛明怕他血压升高，赶快耐心地规劝他。

    在贺龙住院期间，薛明想起很长时间没有给周恩来写信汇报情况了，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汇报说，贺龙来西山后，对自己要求很严，许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是自己动手，每天坚持学习，记笔记、练字，但对许多事情又感到委屈，无法接受，要求与总理谈一谈。贺龙回来后，薛明把信拿出来请他过目。贺龙看了一遍，对薛明说：

    “你写这封信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你不想想，现在是1968年春天，已经过了周总理要接我回去的1967年秋天了。这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封信你发出去，很可能弄到林彪、江青、叶群手里。他们看了之后，还会以为你去向他们求情呢？我们要向他们求情？绝对不能。我就不相信，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元帅无所畏惧，个人命运不值一论，但他却耽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这种心境，有谁会知晓？

    从医院回来以后，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更重了。大概在住院期间听到了不少则、道消息”，使他不能平静。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这一代经过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缔造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啊！启己参与缔造的国家被弄得国不将国，老元帅能不痛心疾首吗？他常常对着报纸愤怒地责骂。

    看到报纸上天天喊夺权。贺龙说：“他们在夺难的权7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去了。他们是什么人？”

    四川省夺权，点了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几个人的名字。贺龙敲着桌子骂道：“活见鬼！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嘛！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晚上，他常常躺着躺着就坐起来，吸几口烟，对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jiān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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