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自请来了不少了解西藏情况的人进行深入jiāo谈，成立了一个咨询研究机构，开展研究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藏出谋划策。关于这件事，他向中共西南局报告说：“我曾找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成都已找到几个研究康藏问题的人，著名的有李安宅、于式玉（于露琳之姐）夫fù、法尊和尚谢安。他们对宗教方面有深刻的研究。”他请求中共中央说：“现在北京有研究康藏问题的人，已知的有：黄明信、于道民（在北大，是于露琳之死）或者其他地方尚有此种人才，请设法将他们介绍到西南局集中研究。现在这些人，已组织进行对康藏情况的研究。”

    经过这个小组一番认真深入的研究，195o年1月10日，贺龙向máo zé dōng、中央军委以及邓小平、刘伯承写了一份《康藏情况报告》，为进军西藏制定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提供依据。这份报告对进藏路线的选择、康藏军队的情况、康藏的气候特征以及宗教情况等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报告。

    关于进军路线，贺龙指出有三条线路可供选择：一、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昌、昌都、嘉黎至拉萨；二、由甘孜至玉树北行，经类五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中至黑河，再向拉萨；三、由甘孜至玉树西行，至唐古拉、黑河，向拉萨。他还指出了这三条路线各自的难易，最后说：“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一条，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线。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我们已着手编成三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

    关于藏军情况，他报告说：其常备军为增代本（相当于营），每营五百人，约一千人，再加民兵共约万人左右。西藏执行征兵制，但人极分散，贵族、喇嘛又不服兵役，战时可征调的数目不可能太大。他建议：“由此，我们进去的人数不宜太多（因供给极为困难），需要精壮、装备好，最好能调一部分蒙古骑兵，约一个骑兵师，步兵只去两个精选的师即可。”

    关于气候特征，在叙述了一些具体数据后，他说，康藏有句谚语：“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霜得苦，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月学狗爬”。

    关于宗教，他详细叙述了藏传佛教的派别、黄教掌权及政教合一的情况以后，报告说：“对宗教问题处理适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一般的见解是前方派赴易，后方勤务难；军事收拾易，政治收拾难。guó mín dǎng在康藏所以失败，即由于对其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口号，尚须作进一步研究。”他建议，除提出民族自治、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等口号外，“最好增加保护宗教的口号”。

    这是中共西南局关于进藏问题送给中共中央的最早一个报告。它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西藏各种情况的信息和关于进藏的若干问题的建议，对于进军西藏有关各项问题的决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是贺龙对进军西藏的第一个贡献。

    在贺龙带领一批专家致力研究康藏问题时，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的李安宅教授告诉他，他们的研究所里有一位西藏地图学的学者正在绘制一幅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

    那时，我国还没有一份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进军西藏，离不开地图，贺龙正为此发愁呢！李安宅提供的这一信息，使贺龙喜出望外。他马上派人把这位学者请到了设在商业街原励志社里的川西军区司令部。

    这位学者叫任乃强。在刘文辉主持西康时，曾专门让他编纂西康通志。他利用这个机会跑遍了西康，而且也收集了不少西藏的历史地图和外国人绘制的西藏地图，并对此有了充分的研究，目前，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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