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贺龙了。

    贺龙忍无可忍，不再退让了。据跟随他的警卫员说，他们在室外听到贺龙拍了桌子，他说，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关向应在他的笔记上对此也有所反应。他写道：“8月23日，晚上与云卿谈几个问题的误解——我并批评了云卿怀疑态度的历史根源”。为了这场无聊的斗争，大概关向应做了不少工作。

    这样一来，这个反军阀主义进行不下去了。此时，为了早日出师抗日，红军改编迫在眉睫，有许多事已推到了眼前，而且，中央又通知贺龙、关向应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于是，这个弄了一个来月的反军阀主义只得不了了之。

    虽然，至今也未弄清这场半途夭折的反军阀主义斗争的“来龙”，但其后果却是很不好的。看一下当时担任团级干部的朱辉昭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发言，即可窥见一斑。朱辉照说：“我们过去对贺的认识有不正确的地方，未从历史上看出其伟大。庄里镇反军阀主义斗争，造成对贺的模糊认识。实际上，贺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群众利益是非常关心的，对干部也无什么偏差。这次在延安几次会，已彻底认识了。”

    就在反军阀主义的“反兴”尚浓之时，贺龙带着一大难想不通又不便说的问题，出席了在云阳镇召开的红军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早在7月14日，中共中央一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一面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guó mín dǎng谈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就是要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1．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发展；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意义与任务；3．改编中和改编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会上，就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方针、红军改编开赴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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