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春了解到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来信说：“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着（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信中还指出，武断地解散一切党组织，无理由地怀疑党团群众，是“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

    这把“上方宝剑”，解决了贺龙、关向应他们日夜担忧的问题。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但是，五中全会决议仍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揭示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夏曦不相信群众、极端夸大反革命力量，把‘肃反’的错误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更不可能同第三次“左”倾路线联系起来，因而，夏曦虽然作了检查，但肤浅潦草。他在中央分局9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不仅未提及滥施捕杀军队和地方干部所造成的恶果，而且依然说唐赤英（省委委员、省军委参谋长）、王一鸣（七师师长）、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特委书记）、段德昌（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王炳南（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宋盘铭（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陈培荫（红九师第二任政委、鹤峰县委书记）、叶光吉（红七师师长）、盛联均（红七师政委）等人是“改组派”。不过，中央5月来信，终于严厉批评了湘鄂西的“肃反”，使在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两年多的“肃反”停止了。

    令人遗憾的是，信来得太晚了，血，已经流得够多了。

    也正因为有5月来信，贺龙、关向应才能顺利地作出红三军主力南进，迎接六军团的决定。1O月15日，他们到达沿河县故岩乡水田坝，遇到了由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四百余人。他们是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第二天，贺龙、李达合兵一处，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

    李达向贺龙讲述了红六军团西征的情况。贺龙这才知道，六军团西征是中共中央实施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部分。中央是让他们到湘中创造新的根据地，并联络红三军的。李达说，实际上，我们成了中央红军的先遣队。我们先期突围，深入湖南，就可以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如果我们在湘中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就可以让中央红军的转移有一个立足之地。李达告诉他，这次六军团西征十分艰难。他们突破在军的堡垒封锁，抢渡湘江，转战湘桂黔边，冲破三省guó mín dǎng军的围堵追击，连续作战八十余天，跨越敌境五千余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让何键残酷杀害了。贺龙听了，十分钦佩。

    23日，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堰边溪的木根坡，与红六军团的五十团会合了。这个团在甘溪战斗后，与主力失去了联系。战前，军团领导告诉他们说：“如果在大地方找不到主力部队，可去印江找贺龙。”所以，当他们找不到主力部队对，就直奔印江，来到梵净山脚下。他们的团长很聪明，让司号员吹起了六军团的军号，用以联络。果然，被李达听到，于是顺利会合。

    一天以后，在印江县木黄，贺龙终于见到了任弼时、肖克、王震。

    军团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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