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德的训令，不能绘制人和动物的肖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谁在今世绘制有生命之物的像，在复生日那人将被迫为其所画之像注入生命，而他是无法注入生命的”。迟至奥斯曼帝国盛期，伊斯兰细密画也只能为文学和书法充当页缘装饰或书内chā图，或助读者调节神经，或供解释文字内容，总之是文学和书法的附属品。但是，大胆绘制肖像的西方透视法绘画艺术开始传入奥斯曼帝国，并与伊斯兰细密画互争雄长。在这部作品中，黑对橄榄说：“过去波斯大师的chā画，甚至赫拉特伟大画师们的经典作品，因为终究被视为页缘装饰的延伸，不会有人反对。人们认为它们的功用在于加强文之美与书法之雅。而且，老实说，谁会去看我们的饰画？然而，当我们开始使用法兰克的技法后，我们的绘画变得不再着重装饰花纹或繁复图案，而更接近简单明了的肖像。这正是荣耀的《古兰经》所禁止、我们的先知所反对的行为。苏丹陛下与我的姨父都非常了解这个道理。我的姨父便是因此而遇害的。”橄榄曾说：“就算我们遵循已故姨父和苏丹陛下的旨意，降低身份去模仿法兰克大师，也会缩手缩脚，不只是因为有艾尔祖鲁姆教徒或高雅先生这些人的阻挠，更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可避免的怯懦，使得我们无法走到最后。就算顺从魔鬼左右，坚持下去，弃绝过去所有的传统，企图追求个人的风格和法兰克的特色，一切仍是白费力气，我们终究会失败正如我费尽毕生能力和知识，还是画不出一幅完美的自画像。这幅甚至一点也不像我的粗糙自画像，告诉我一件我们都心知肚明但始终不愿承认的事实：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炼。即使姨父大人的书完成了，送到威尼斯画师手中，他们看了一定会轻蔑地冷笑，而威尼斯总督也将附和他们的奚落别无其他。他们会嘲讽奥斯曼人放弃了身为奥斯曼人，并且从此不会再害怕我们。如果我们能继续依循前辈大师的道路，该有多好！可是没有人想要，高贵的苏丹陛下不要，黑先生也不要忧郁的他渴望有一张宝贝谢库瑞的肖像。那么，你们就坐在这儿，花上个几百年来模仿法兰克人！”黑曾问橄榄：“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纯正？”橄榄回答：“因为你们将毕尽余生仿效法兰克人，只希望借此取得个人风格。但正是因为你们仿效法兰克人，所以永远不会有个人风格。”[26]

    《我的名字叫红》将历史背景设定在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盛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尽管内容纯属虚构，然而情节跌宕起伏，并且生动描绘了伊斯兰传统社会时期的细密画与基督教世界现代透视法和现实主义个xìng画之间的尖锐冲突，从绘画艺术这个侧面深刻揭示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化、自我与他者、现实与理想、独立与依附、自尊与效法之间的二元对抗。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寄托着一种文化宽容的理想情怀，即在正视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对话甚至融合，正如小说中的人物艾斯特所言：“没有什么是纯粹的。上帝同属于东方和西方。”这正是帕慕克的过人之处。2002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法国优秀外国作品奖（Prix du Meilleur Livre Etranger）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Premio Grinzane Cavour）。2003年，《我的名字叫红》赢得爱尔兰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金10万欧元；获奖理由是这部小说“邀请读者切身体验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张力，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窗户”。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明为何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追求故乡忧郁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以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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