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产分布依然呈分散的状态，中小地产占主导地位。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乡村的突出现象，是地产不足2公顷的小农户大都将土地出租给地产超过5公顷的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由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集中经营，而小农户将地产出租以后往往移入城市务工或者在乡村从事非农业xìng劳动，由此形成所有权与耕作权的分离。直至20世纪70年代，上述现象依然延续。

    经济的市场化无疑是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层面，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则是制约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明显障碍。农业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进步，导致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的经济活动之间以及乡村民众与城市人口之间形成稳定和密切的经济联系，进而构成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环节。与同时期的中东其他主要国家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未曾经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乡村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小农经济在土耳其乡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土地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即土地改革是否构成实现农业生产发展和乡村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在理论上，土地改革的经济根源，在于特定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即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落与大地产的广泛发展；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则是土地改革得以实践的前提条件。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发生于纳赛尔时代、巴列维时代和复兴党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既是否定乡村社会的传统模式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极权政治自城市向乡村广泛延伸的历史形式。换言之，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与地权分布的严重不平等状态以及极权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与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乡村的贫富分化程度较低，加之缺乏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和历史进程独具特色。

    三、产业结构的转变

    土耳其共和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凯末尔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20世纪30年代，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现代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95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7.3%，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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