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的公共职能。官府在向行会成员征纳捐税的前提下，通常允许行会自行管理内部事务。安纳托利亚的行会表现为明显的自治倾向，行会首领在城市具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工匠和手艺人都加入行会，行会则对其成员和产品实行监督，有些地方行会势力很大，足以有效地控制当地的政府”。[7]另一方面，行会通常存在于米勒特的框架之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行使相应的社会职能。“行会执行所有种类的社会职能，经常与宗教团体或米勒特联合……作为其所属的宗教对个人的强制xìng要求的补充”。[8]在安纳托利亚，穆斯林的行会大都建立在苏非教团的基础之上，隶属于不同的苏非教团，处于不同苏非教团的保护之下，崇拜各自教团的苏非圣徒，与苏非教团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构成苏非教团在城市社会的延伸，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六、商业与商人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最重要的运输方式是陆路的驮运。驮运的规模相当可观。1800年，苏丹达尔富尔前往开罗的商队由5 000峰骆驼组成，运载货物超过1 000吨；特拉布宗与大不里士之间的商队由1.5万峰骆驼组成，每年往返3次，运送的货物超过2.5万吨。然而，驮运的特点是速度慢、费用高、危险xìng大。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希腊人以及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人采用海运的方式，多瑙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构成主要的内河运输通道。运往伊斯坦布尔的谷物和运往埃及的木材，主要采用海运的方式。

    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活动，包括地方贸易、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三种类型。地方贸易构成最重要的贸易活动，经营者大都系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通常采用实物jiāo易的方式。区域贸易系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如安纳托利亚与埃及的贸易、埃及与叙利亚的贸易、伊斯坦布尔与其粮食供应地之间的贸易，往往采用集市贸易的方式。国际贸易包括中东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以及中东与中亚、印度等地之间的贸易，后者的重要xìng超过前者，红海和波斯湾构成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4条路线，即通过里海和黑海与俄国之间的贸易，通过巴尔干地区与奥地利之间的贸易，通过地中海与西欧之间的贸易。伊斯坦布尔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布尔萨、埃迪尔内、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也在奥斯曼帝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具有发达的区域xìng贸易，日常生活用品是区域xìng贸易的主要内容。伊斯坦布尔人口众多，谷物作为首要的生活物资来自帝国境内的诸多地区。色雷斯、多瑙河盆地、南俄草原、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和埃及出产的谷物，经海路和陆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伊斯坦布尔。1483年，驶向伊斯坦布尔的商船多达4 000余艘。黑海俨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黑海沿岸则是伊斯坦布尔和爱琴海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供应地。希腊商人长期经营黑海贸易，希腊商船航行于伊斯坦布尔与黑海诸多港口城市之间，贩运谷物、ròu、鱼、油、盐、皮革和木材。埃及素有“地中海谷仓”的美誉，所产谷物不仅供应伊斯坦布尔，而且销往叙利亚和希贾兹，同时从安纳托利亚南部输入木材，从叙利亚输入染料、橄榄油和各种干果。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景色

    伊斯兰教法明确区分伊斯兰世界与异教的世界，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只能处于战争的状态，奥斯曼帝国也起源于加齐对基督徒发动的圣战实践。然而，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的战争并未导致东西方之间商路的中断和贸易的衰落。相反，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关税和贸易税的征收构成苏丹政府的重要财源。蒙古西征期间，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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