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但是他也担忧各种相反的、对抗的离山圣战倾向。这些倾向竭力通过逃避向心力而获得自我解放。巴伯预见，从长远看，大世界会取得胜利，但是从近期看，圣战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巴伯根本没有想到，自古以来，分裂的圣战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大世界造成的。《圣经》上就说：“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另外，《圣经》和《古兰经》都对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批判态度，鼓励受损害者和被剥夺者反抗和纠正这种结构。因此，巴伯所预示的前景——大世界的全球化将会很快消除它本身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圣战——是相当暗淡的。

    亨廷顿走得更远，根本否定大世界的存在。他只看到悠久的“文明”（包括“拉丁美洲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之间所谓的对峙。由于他根本看不到南北的经济分裂，发现再也没有东西方的冷战，因此把未来说成是“文明的冲突”。他的这种“解释”不仅针对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而且也针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冲突。因此，这种冲突使得“西方与其他地区对抗”，虽然亨廷顿断言，最大的威胁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和中国——又是“黄祸”！

    这些煽动分裂的意识形态谩骂——很难更客气地称呼它们为别的什么——在学理上都植根于对统一的全球历史的无知或否认。它们都假设多样xìng是从来固有的，是反对统一xìng的；它们鼓吹自由主义的要求和普世主义的主张，宣扬独特的——其实是例外论的——多样xìng（据说由此而使“西方”与“其他地区”不同）。本书中所考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理论为这些分裂主义的言行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xìng。但是，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这种社会理论没有历史依据，只能以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作为基础。

    这种意识形态在今天采取了新的形式。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再次威胁了人们的生存，加剧了他们在这唯一的世界上的生存竞争。一个直接结果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后现代主义者等等愈益感到有必要去挖掘证据，证明“这片土地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因此可以通过“种族清洗”来排除其他争取权利者，或者至少可以用‘哆元文化”来抵制其他要求权利者。遗憾的是，人们，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越是受到他们不能理解和控制的世界xìng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他们就越是不想去了解它们。世界在他们周围旋转得越快，或者说，世界越是把他们搞得团团转，他们越是坚持“制止”这个世界的旋转：“我要离开，做我自己的事情！”又是十足的“按自己的方式做”的“西纳特拉理论’。

    本书的宗旨则是协助人们建立一个认知基础，使得人们承认统一xìng中的多样xìng和赞美多样xìng中的统一xìng。遗憾的是，最需要这种认知基础的人可能对此最不感兴趣。而那些论证“文明的冲突”的人，即使他们意识到本书的价值，也会调动更多的文化学和文明论的论证来反驳本书的论点。这是因为，本书提供的证据会摧毁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根基。说穿了，他们的社会“科学”几乎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霸权意识形态的面具。可喜可贺的是，这种东西已经在受到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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