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种比较方法本身不仅缺乏充分的整体意识，而且在具体研究上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最糟的情况是，武断地把某些“特征”宣布为根本xìng的（对于什么是根本xìng的？），而且是别的地方都没有，只有欧洲有。马克思的分析也属于这些有致命缺陷的分析之列。最好的情况是，西方的学者（遗憾的是也包括一些来自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学者）把“西方的”文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特征”——总之，种族“特征”——与“东方的”相应“特征”加以比较，发现按照这种或那种（欧洲中心论的）标准，后者总是缺少什么。在经典作家中，韦伯在比较这些因素方面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的“神圣习俗、道德法规和宗教律令”的观点作了精细的修饰。他的许多追随者进一步用更具体的描述丰富了这种比较研究。即使这些比较在经验上是准确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大多并不准确——它们也还是有两大弱点：一是如何解释被比较的所谓重要因素；另一缺陷是为什么首先——和最终——要比较这些特征或因素。究竟挑选哪些特征或因素来加以比较，是基于一个明确的或不言而喻的先验决定：欧洲的特征是重要的、独特的，因此也是值得与其他地方的特征进行比较的。我们下面将依次考察这些决定与不言而喻的选择。

    第四，有一种有时明确、但更经常是不言而喻的假定：生产。积累、jiāo换和分配等等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及其功能运作，是由“传统的”历史遗产和当地的、民族的或地区的发展决定的。这种“分析”甚至从未考虑这样一种可能xìng：这些因素是该地、该民族或该地区对参与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和进程所作出的回应。但是，正如我们所坚持和论证的，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各地的积累、生产、分配以及它们的制度形式实际上是适应和反映它们共同的相互依存关系。诸如霍尔木兹和马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