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得xìng这二者造成的竞争力量不仅在英国起作用，也在世界范围起作用。也就是说，结合供求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也必须扩展到整个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实际上，斯密在比较欧洲和亚洲运输业的人力和其他成本时就开始这样做了。因此，令人不解、当然也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虽然斯努克斯（1996）也强调相对的要素价格，但是他主编的那部著作的撰稿者，如里格利（Snooks1994）却把他们的分析局限于英国和西欧的竞争。诚然，里格利重新考察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的论述，但是与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例如，李嘉图提出国际比较优势法则），里格利的注意力只在英国。斯努克斯的视野开阔一些，但是他也认为：“工业革命是从一大群势均力敌的西欧小王国之间上千年的激烈竞争中产生出来的”（Snooks1994：15）。

    然而，最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在工业革命的首要领域——纺织品市场，英国和西欧首先不得不与印度和中国以及西亚展开竞争。因此，相对的供求差异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于是成为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xìng反应。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在欧洲“内部”环境）寻找在世界经济的某些部分中产生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与选择的原因。这并不是说，欧洲“内部”环境与经济决策过程无先问题在于，欧洲（或曼彻斯特或瓦特的蒸汽机工场）的“内部”环境乃是由于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了不同的比较成本、比较优势以及对于世界各地同一进程的不同的理xìng反应。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阿里基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虽然这个结论还有很大的局限xìng：

    我们的观点是，（1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初、18世纪晚期）英国三次工业扩张之间的主要历史联系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不断的金融扩张、重建与改造的组成部分。英国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其中。金融扩张的时候必然会强化欧洲贸易和积累体系对政府与商业机制施加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主要由于各地对自身在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动中的地位优势与劣势所做的不同反应，有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衰落了，另外一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兴盛了。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进程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另外这里所涉及的阶段、工业以及重建的程度也值得注意：内夫（193）、沃勒斯坦等人之后，阿里基与他们一样强调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工业“扩张”，而不是“革命”。在每一个周期的相应时候，纺织业就成为中心部门，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是生产xìng行业（不同于金融服务部门），竞争最激烈。但是，第一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弗兰德的竞争地位，第二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地位。只是第三次调整才大大地改变了英国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地位。即便是第三次调整也需要花费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1816年，英国出口到原先的竞争领先者印度的纺织品价值才超过了它从印度进口纺织品的价值。

    我们在此不可能详述这种世界xìng发展历程，但是我们可以引述18世纪初和19世纪初的对比资料来说明问题。第5章已经提到，自1642年起，有三个条约使葡萄牙人控制的市场对英国人开放，1703年英国一葡萄牙的梅休因条约巩固了英国进人这一市场的权利。1702年12月，英国政府要人梅休因就大声明确地宣布：“这项协定将在葡萄牙产生影响：他们目前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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