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政府为了遏制财政收入的恶化而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民间经济因此遭到几重损害：捐税越来越重，自身收入越来越少，白银生产和流通的缩减——日益跌落的白银市场价格再也不能弥补其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这些市场力量在1640年前后造成白银生产的突然萎缩，动摇了西班牙经济的整个基础。

    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亚洲长期持续的“A’阶段扩张被4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世界通货危机所打断。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下跌。白银价格的下跌和技白银计算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从而导致了拉美。中欧、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实际上，虽然日本在前一阶段因大量出口白银而出现经济景气，但日本最终为了对付这种危机而严格禁止白银（合法）出口。日本回应这一危机所采取的著名的“锁国”政策也可以用这种世界体系背景来解释，即用这种全面贸易赤字的经济地位来解释。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锁国政策并没有终止了贸易活动，而是调整了贸易活动——解决对外的贸易逆差，调整国内的各种利益。

    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经受住这场金融一经济风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仍然拥有白银的来源和供给，而对于不幸的明朝来说，这种来源和供给萎缩得太厉害了。但是，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葡萄牙反对西班牙的斗争、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的角逐、清朝征讨南明的战争等等政治事件，东亚的某些贸易也出现了严重的中断。而这些政治事件也可以根据这个银本位世界因白银短缺造成的通货危机来解释。具体地说，对白银短缺造成的这种通货危机给予更多的关注或许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帮助解释日本的“政治”决策，即闭关自守，仅向荷兰人开放一个门户，因为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不同）给日本提供了出口其他商品（不仅是白银）的可能xìng。实际上，中国部分地退出海上贸易的原因也应该根据类似的金融背景来重新进行分析。但是，当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很快恢复时，一个经过改组的世界经济就摆脱了17世纪中期的“小危机”。总体上看，正如在前面看到的，还有许多关于17世纪经济增长的证据。

    目前的讨论肇始于阿谢德（197）的建议：应该把中国的危机和1644年明朝的崩溃与白银短缺联系起来考察。但是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都不能支持声称中国也有一场“普遍的”危机的说法。中国的危机肯定不同于阿谢德（1973：272）所说的“1590年到1680年欧洲经济的长期萎缩”，更不是由后者引起的。因此，尽管阿谢德首先提出中国和欧洲都对同样的世界范围的力量作出反应的论点很值得称赞，但是我们不能赞同他的结论：中国和欧洲在17世纪“分道扬镖”（Adshead1973：278ff）。他不仅主张，有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而且还认为，中国和欧洲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是靠老办法而得以恢复，欧洲则是通过变革原有的制度结构而摆脱了危机。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3、4章看到的，中国的制度结构也适应和促进、至少是不阻碍18世纪的经济增长。由于阿谢德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这不仅误导了他对世界通货危机的分析，使他贬低他也承认的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恢复和增长，而且还使他重复那种老调：欧洲的经济增长毕竟主要源于欧洲某些“独特的’喇度。他认为，这些制度是欧洲在回应“17世纪危机”时形成的——中国没有！这就再次把欧洲的果实说成先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树干。我们更不能接受的是阿谢德得出这种结论的推理过程：“塞维利亚是世界范围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的崩溃促成了17世纪远方的亚洲革命。…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危机实际上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反响。”（Adshead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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