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金森的观点发表于阿特韦尔以及最近关于白银短缺的讨论之前。而莫鲁格尼在最近的讨论期间依然把铜钱贬值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铜钱成色的急剧下降（199年的私人通信）。但是，银兑换铜的价格相应地增加两倍到九倍则可能是白银短缺的表现，这是值得探究的。同一时间由气候和歉收造成的粮食短缺因经济、政治和社会动dàng而加剧了，而这些又体现为耕地价格急剧下跌。这种形势再加上白银短缺以及白银对铜的比价上涨，也能解释为什么按铜钱衡量而不是按当时更值钱的白银衡量上涨了两倍而且较长时间居高不下。简言之，中国国内大米和铜钱按白银计算的价格似乎反映了白银的短缺，这是值得探究的。在17世纪30年代末是这样，在40年代更是这样，在50年代依然如此，只是稍有缓解。因此我只能赞同阿特韦尔等人的观点：白银供给确实对明、清政权jiāo替的原因和后果都有影响。

    再有一个证据是，明朝政府在1643年考虑重新发行纸币的建议。建议遭到否定是由于政治上的虚弱，可能还由于担。心再发生以往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会进一步造成政治上的危害。鉴于白银继续短缺，甚至缺口越来越大，清朝初期被迫（或有能力）在1650年到1662年印发了有限的纸币。后来纸币又被废止——是由于白银的供给又恢复了吗？

    冯格拉汗（1996）也向明代银货危机论提出了挑战。他的论证更翔实、理论更精密。与英鲁格尼和夏为忠一样，他否定证明明代有一场银货危机的证据和推理。“尽管对葡萄牙人进行限制和驱逐，日本的白银出口在1636－1639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卜。nGlahn1996a：437）他也不相信经由马尼拉或印度的白银供给有很大的变化，因此“这里汇集的白银流动的资料丝毫没有显示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白银进口有什么急剧的缩减。……总之，在明朝统治末年，中国经济没有发生任何白银进口的突然萎缩”。

    而且，冯格拉汗还在理论上对明代银货危机论作了一些辩驳。他认为，更重要的不是白银流入，而是白银存量（而且，与前一个世纪的进口相比，白银进口仅下降了4％）。再有，中国物价的下跌先于白银输入的衰减；他也讨论了银铜比价的变化和铜钱成色的下降——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但是，我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提出异议；而冯格拉汗的资料和论证也支持了我在这方面的观点。另外，他认为，当白银稀缺时，白银和黄金的比价下跌，因为白银价格会上涨。这听起来挺令人信服，但是他对黄金供给的变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因为（正如他在私人通信中承认的）这方面还没有被人充分地研究。

    但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能给人启示的，是冯格拉汗绘制的表格，尤其是表5。他用表5显示了他自己对中国白银进口的估算（参见本书第3章的论述）。他承认这些估算是保守的。按照他的估算，1631—1635年为436吨，1636－1640年为573吨（其中496吨是从日本进口），1641—1645年为249吨（其中209吨从日本进口），1646—1655年为186吨，以后进口量重新上升（vonGlahn1996a：444）。值得注意的是，与他的明确说法相反，他的数字（与莫鲁格尼和夏为忠一样，数字与论断恰好相反）显示，在明朝于1644年终结前夕和之后一段时间，白银进口量明显地减少了一半多。也就是说，冯格拉汗自己的估算也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地的说法相抵触：日本的白银出厂“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明朝末年中国的白银进口没有缩减”。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他（以及英香格尼和夏为忠）的其他论证呢？（关于我在这方面的看法，请参阅Frank19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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