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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帝国的“兵牧合一”，从兵制上讲，其实比汉、唐更严酷。《元史》中的记载是：

    “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

    用后世的话来解释，则是：草原之民中的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以十人为一编组，全都为兵。平日放牧，战时则上马战斗。

    以这个时代中原百姓生活相对之稳定，“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当草原之民男子中的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无论多寡，全都需要服兵役时，说他们一生死在兵役之上，并不夸张。甚至男孩仍年幼时，就注定了这个命运，因为他们已经被编为了“渐丁军”。

    如果凭上述记载来推断，在草原上拉一支十几万，甚至是二、三十万人的大军并不难。《汉书》上就曾确切记载，当时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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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于，成吉思汗临死前，他留下来的本部之兵不满十三万人（“太祖临崩，部兵十二万九千人，……”）。

    在东私下里的判断中，蒙古帝国最盛时所拥有的草原之兵，即使加上后来扩张中部族的吞并，恐怕总数上也不会超过二十万。

    因为撇开人口本身的稀少不讲，单从人的寿命来看，这时代游牧民族的生存、医疗条件之差，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人均寿命不可能高出中原百姓，就是婴儿的出生率、存活率也低。

    这实际上就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既罕有人口爆发式增长、数量上也远远低于农耕民族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则是，在宋末之前的一百多年历史中，草原上始终战事频繁，这对草原之民的伤害更大，他们的族群人口不可能上涨，只会出现下降。

    成吉思汗登上蒙古帝国的汗位，是在草原上的杀戮中实现的。而上位之后，他一直没有断过征伐。

    所以东首先认为，历史所记载的、成吉思汗身后留下的军队数量是合理的，与实际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其次则是他认为，到了忽必烈当政时期，他所真正拥有的草原之兵已经变得更少。

    支持他这个判断的原因是，当窝阔台、贵由、蒙哥即位后，他们同样没少发动战事。蒙古兵就是再强悍，战争中的伤亡也不会少。

    后世高科技战争时代了，都做不到己方零伤亡，中古时代就更不可能。它所等达到的最佳结果，还是我们古人所说的“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蒙古人当初在攻城时，之所以经常逼迫当地的百姓上阵，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因为大规模攻城战中的损失，是他们绝对损失不起的。

    此外，严格来讲，从窝阔台开始，这些后即位的大汗，已不再像成吉思汗那样是真正意义上整个草原帝国的大汗。因为此时的其它金帐汗国，于事实上早已独立行事，这本就导致了草原帝国在力量上的分散。

    蒙哥攻宋时，他这个大汗入川所率之军，就仅仅才四万，其中更有像史天泽等人这样的“汉军万户”。

    还不可忽略的是，窝阔台汗之后，草原帝国内部的纷争就没断过，忽必烈的上位，更使这种纷争达到了登峰造极。这种内部的自相残杀、反叛、不尊号令，再加上外部征战的损失，到了老忽这里，他手上真正控制的草原部族力量，显然已远不如从前。

    东其实一直认为，成吉思汗时代还有草原军力的确切记载，而到了老忽这里彻底变成了一个谜，它很可能已经昭示了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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