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

    天下开垦的土地增加了，可是朝廷收上来的粮食，却减少了，这岂不是有问题？

    宋真宗时的丁谓也曾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

    丁谓告诉宋真宗，当时的豪强，二十亩地才交纳一亩地的税，或者三十亩地交纳两亩地的税。

    从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到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在短短的三十年内，朝廷纳税的土地由524万顷减少到228万顷。

    《宋史·食货志》上更有：“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

    东并不准备采用后世的共和国之法，相反，他还准备扩大土地的私有化，压缩所谓的“官地”范围。这是由于他认为，“公”、“私”双规制有时候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

    在他的规划中，什么职田、官田之类的，通通取消，除了极个别的特殊用地。因为这里面的弊端实在是太多了。他愿意加以保留的，只会是军事屯田，这对将来开发、保卫边疆地区有重要的作用。

    而在这个职田上，“（仁宗）天圣中，上患职田有无不均，吏或多取以病民；诏罢天下职田，悉以岁入租课送官，具数上三司，计直而均给之。朝廷方议措置未下，仁宗阅具狱，见吏以贿败者多，恻然伤之；诏复给职田，毋多占佃户，及无田而配出所租，违者以枉法论。”

    宋仁宗时期，他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个职田的弊病，官吏常多取于民。本来他准备取消这个做法，改为统计收入之后，再分给朝廷的众臣。结果他看了一些送上来的案件，发现有不少官吏因受贿而被判有罪，于是就恻然之心有之，又恢复了职田。只是诏令各地官员不要多占民田，以及无职田的也要在当地强行收租，违反者以贪赃枉法论处。

    宋仁宗实在是“仁”的过头了，他原本的打算其实是一种改进。而他这一“仁”，后代麻烦就大了。您只要看看《宋史·食货志·职田》这一节中的讲述，就可以知道，下面的官吏是什么样子，宋代朝中的官员自己都说：“廉耻之节丧。”

    东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否则他所有的做为有何意义？

    他设计的帝国新的田赋制度，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他这个人，你既可以说他信奉老子的大道至简思想，也可以认为他比较懒，不喜欢麻烦。

    他的政策，核心实际上就两条：

    一，在帝国的农村，过去的赋税全部取消，合并为核定后的亩产百分之二十。在城镇则保留所谓的城郭之赋。

    二、税赋全部用钱来交纳，取消所有的实物。

    是有点狠，别人是“十五税一”，他“五税一”，是别人的三倍。但这个狡诈的后世废才如此来定，当然还有其它的考虑。实际上，他属意的田赋数额是百分之十，并且还很有理论依据。

    这个政策其实在后世并无新意，它就是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

    因为按后世经济学的理论，国家的税收应当要贯彻两个原则：一个是受益原则，另一个是支付能力原则。

    前者指的是，个人交纳的税额，应当与他从政府的政策中得到的利益成比例；而后者则是与个人的收入或财富成比例，收入或财富越多，个人所交纳的税额就应当越高。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两个原则其实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从收入的角度着眼。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清雍正实施的“摊丁入亩”，其实质，就是从个人的收入和财富下手。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如果真正能贯彻这个原则，不仅您可以做到税收上相对的公正，实际上帝国的千年痼疾、土地兼并，已经能够得到部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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