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

    北元兴起于北方，本来就信佛教，在占据西域之地后，忽必烈认为那些区域地广而且险峻遥远，民风粗犷好斗，于是就想顺应其信佛的习俗而柔化那里的人，他在吐蕃等地分郡县，设官职，均由帝师统领。朝廷设立的宣政院，其中的二把手必然是由僧人担当，而且这个人是由帝师所举荐。总管各级事务的官员，从元帅以下，也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管。于是帝师的命令，和朝廷皇帝的诏书，共同作用于西域地区。在百年的时间里，朝廷对这些帝师的礼敬和宠信，达到了极至。即使是皇帝皇后、妃子公主，都因受戒而向他们顶礼膜拜。

    可以说，实际上这些来自西域的僧人，随着北元帝国的扩张，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元帝国的政治中，他们凌驾于普通官员之上，成为北元帝国统治、奴化各地的一个工具。

    桑哥是现任蒙古国师胆巴的弟子，杨琏真加的师傅是前国师、忽必烈的帝师吐蕃僧人八思巴。八思巴对蒙古帝国最大的功绩，是他发明了八思巴文，即蒙古新字，这彻底改变了蒙古帝国没有自己文字的历史。从此，这种文字被广泛地运用到蒙古帝国的各种官方文件上，忽必烈为此特授八思巴大宝法王称号，赐玉印。

    因这些缘故，这两人极受老忽的宠信，他们被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名义上是总管当地的佛教事务，但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一种控制和监督的角色。一句话，他们都有任务在身。更何况，江南的繁华迷人眼，他们打心眼里不愿离开。

    元史中记载：杨琏真加任江南释教总统期间，在江南盗帝陵和大臣们的坟墓达一百多所，他不仅杀人、玩女人，掠夺财物计有“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占地田有二万三千亩，包庇不交朝廷赋税的人达二万三千户。这些人不教税给朝廷，把钱给了谁，还不是给了他这个“佛爷”。元史中都说，这些是后来查出的，隐匿的并没有包括在内。即使是后来他犯事了，但忽必烈仍然对他包庇，并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出狱还了原籍。

    桑哥和杨琏真加的真正使命，其实每个人都很明白，这已经让他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这两人的私下里行为，更与许多人形成了冲突。他们大肆掠夺财物，抢占良田，别人能不怨恨吗？奶奶的，为了钱财，甚至将别人的祖坟都掘了，这也他妈的太过分了。

    郑师爷实际上是个有心人，如果行朝在厓山的获胜，使他还有疑虑的话，那么范文虎的水师在杭州湾的覆灭，以及随后宋军短暂的占领临安，至少使他认识到，琼州的力量并不可小觑，他早已经不太看好哪个毫无魄力的范大帅。但他同样也无法在琼州和北元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因为以他的眼光，这毕竟是以一岛敌全国，前途根本就无法预料。也许为自己考虑，还是趁此机会多弄点钱，回家养老得了，这实在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旋涡，搞不好就将自己给陷进去了。但要想顺顺利利的捞钱，首先就要搬掉这两个到处插手、碍手碍脚的秃驴。

    郑师爷决定再给这两人施加点压力，他慎重地言道：“大师，琼州兵此番来势汹汹，各地急报，他们已袭扰大江之上，沿岸各地均急需调援，大帅忧心如焚，临安之兵恐不得不抽调部分前往，但这兵一旦抽调，临安本地的防御，实在是堪忧啊。”

    看了看这两个令他鄙视的佛爷，郑师爷总算说了点他真实的想法：“本官如此所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