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李璮的叛乱同样给了忽必烈某种再好不过的借口。

    中统三年十二月，也就是李璮叛乱失败后的第五月，忽必烈下发了一系列的诏令，通过实行军民分治，改变了过去汉军世侯掌控地方军、政、财权的情况，并解除了一部分汉军世侯的军权，重组了蒙古帝国过去下辖的北汉军。

    面对忽必烈的威压，那些过去短视的汉军世侯再也生不出丝毫的抗争勇气，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苦果。仅仅是史家，当时被迫解除军权的就有十七人。

    同时忽必烈还组建了侍卫亲军，受他极为信任的董文炳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董家逐步超越了其它汉军世家。

    到了第二年、至元元年十二月，忽必烈再度下令：取消过去汉军世侯的世袭特权，世侯死后，子孙“荫而不世”，以后的官员均由朝廷任命。一举剥夺了汉军世侯的世袭特权。

    至元三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北汉军的控制，忽必烈还采用了易军而将的方法，以董文炳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暂时掌管史天泽的旧部；以史格为毫州万户，掌管张柔的旧部；原来由史格所领的邓州军则交由张弘范统管。

    最终，忽必烈彻底铲除了汉军世侯这样类似于唐末藩镇的地方势力。

    但李璮叛乱所带来的后续影响还波及到了儒生，因为对于李璮的反叛，王文统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脱干系的，尽管他后来同样被处死，可这也造成了忽必烈对儒生们产生了“不可用”的警惕。

    哪些来自西域部族的人更趁此机会向忽必烈进言：“回回虽盗国家钱物，不至如秀才敢为叛逆。”

    自此以后，虽然忽必烈知道许多来自西域的色目人极为贪财，却还是在他执政的后期，大肆起用了阿合马、桑哥等人，且由着他们排挤汉臣，就并非完全是为了敛财，同样也有压制汉人儒生的意思。

    而令哪些儒生最为失望的，就是在北元灭宋之后，忽必烈将大元朝治下的人群，分为了四等。北地的汉人只排在了第三等，也就比后征服的江南之人高一等，还不如来自西域的哪些人。

    后世的某些史家曾经以酸味十足的评论，对忽必烈没有对儒生善始善终，表达了某种惋惜，但他们并不懂得，与那些一心辅佐明主、成就帝王之业的儒生不同的是，忽必烈自己非常清楚，他所统治的天下，是蒙古人的天下，而不是儒生们的天下，更不是汉人的天下。

    所以，与雷厉风行、快速镇压李璮叛乱不一样的是，他对同样作乱的阿里不哥和昔里吉、甚至是追随他们的那些人，却始终保持着某种“手下留情”。

    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的汗位之争，持续了五年。

    昔里吉在至元十四年反叛后，直到至元十九年，因为内部的相争，被自己的一个侄子、蒙哥的孙子撒里蛮所抓，送给忽必烈，这场叛乱才告结束。忽必烈随后把他流放到一个海岛上。

    事实上，忽必烈有能力、也有实力一举消灭阿里不哥和昔里吉，就像他后来迅速平定乃颜的叛乱一样，但他却并没有赶尽杀绝。

    他的这个“仁慈”固然出于一定的亲情，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蒙古大汗之位之所以能够从窝阔台家族那里，转到拖雷家族这边，并且随后被蒙哥牢牢地抓在手中，除了初期拔都的鼎力相助外，最主要的还是有着哪些原先属于拖雷的部众在支持。

    而无论是忽必烈自己，还是阿里不哥和昔里吉，争夺大汗之位的最主要力量，仍然是这些人。只不过这些人此时是“分裂的拖雷部众”，但这些分裂的部众在支持拖雷家族一事上，并没有改变。这就使得忽必烈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换个角度说，就是在忽必烈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拖雷家族对抗草原上的其他竞争者最基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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