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游杂武装，还有成建制的国军。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g党只重视正面战场，“重视正规军，各地区仅有少数自卫军义勇军，类似游击队之组织”。

    但是随着平津、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g党正规部队的迅速溃败，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

    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937年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

    1938年1月8日，蒋zs又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

    在此次会议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

    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

    白崇禧的建议被蒋zs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当然，蒋zs逐渐重视游击战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华北沦陷后，g党部队，尤其是嫡系部队，几乎全部撤退。八路军深入敌后，很快得到发展，建立了大片根据地。

    正是华北的教训，使蒋zs警觉起来，上海、南京失守后，他特意把韩德勤的部队约十万兵马留在苏北，皖北也留下了廖磊的七万部队。

    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g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但与之不相匹配的却是游击理论的匮乏。

    当然，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g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g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游击战术，并且有了部分的研究和运用。

    之后，国军建立了很多游击指挥部，以及由正规军编成的游击部队。

    比如：苏北有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陈太运苏北挺进队；鲁西微山湖以西有山东敌后抗战部队大本营，正规军和众多游击武装相配合；皖北则先后有安徽游击总司令张义纯的淮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豫东有孙桐萱、何柱国的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下设豫东游击总司令部、豫鲁边区游击指挥部，有数十个纵队和十余个支队。

    除此之外，还有大别山的廖磊的21集团军、徐源泉的26集团军、张义纯的安徽抗日自卫军、王懋功江苏挺进军、张轸豫东挺进军、鄂东游击纵队、大别山游击纵队等等。

    但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

    g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一九四三左右，基本上都已丧失。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一九四五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

    相反，gc党的抗日根据地，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首先：g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zs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g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g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g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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