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千万美元富翁，还有当年

    搜狐的张朝阳、携程的沈南鹏、新希望的刘永好，等等。这些人都不仅年轻，而且就像我们

    中间的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不一定有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功也不一定靠特殊关系。

    看到他们的故事，我们每个年轻人甚至长者都可以有一种“我也可以像他那样创业！”的反

    应，创业文化和创新精神在美国就是这样来的，只不过他们在过去150年里已有了千千万万

    个这样的激发创新的公司上市故事。如果许多读者能像我一样幸运，也能有机会亲自与他们

    这些创业者面对面jiāo谈，你也会像我一样不得不欣赏、崇敬他们的创业才华与创新激情。这

    些私人起家的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

    人。

    可是，这些激动人心的上市故事不是来自中国股市，而是来自纳斯达克市场和香港联jiāo

    所。当国内股市基本只对国有企业开放时，中石化、中国银行、工行上市当然也轰动，但背

    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不会带动未来中国的任何精神，不管是创业精神，还是创新

    精神。

    也谈凯雷收购徐工

    实际上，中国股市基本只对国有企业开放的负作用还不止于此，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金

    融资源还继续被低效配置，钱还是重点用来帮助不断产生亏损的国有企业和制造呆坏账的国

    有银行，而不是被投放到产生更多就业机会、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另外，这也

    迫使中国民营企业无法融到足够资金参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竞标，使国有企业的股权差

    不多只能卖给外资。换言之，“中国企业卖给外资”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制度与体制问题所造

    成的代价的具体表现。

    以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凯雷收购徐工案为例，许多人把民营企业不能收购徐工的问题提

    到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层面上来谈，这当然大可不必。其实，大家都清楚，在大型国企改

    制中民营企业之所以难以唱主角，除了一些政策歧视外，也是因中国金融市场对民企不开放

    所致。像徐工这样的国企规模较大，民企必须在外部融资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参与竞价。虽然

    中国人存在银行的钱很多，股市现在也有再融资的机会，但由于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机会都

    为国企服务，民企无法融到这些钱，所以他们难以参与国企重组过程中的竞争。因此，在本

    国金融不发达、融资体系对民企歧视的情况下，外资差不多是可行的主要选择。这不是民族

    主义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政策问题。

    第29节：为什么国有银行上市不能培植创新文化？(2)

    从表面上看，中国在1978年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重新崛起，似乎使过去100年里

    没完没了的战争、政治运动、国家垄断金融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代价顿时烟消云散，可实际

    上没那么快，也没那么容易。从工业技术角度看，本来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使中国的

    现代工业化进程不亚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1911年后的革命与多年内战，再加上从1930

    年代开始加快的经济国有化运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内战，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一系列

    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令中国痛失良机，中断了宝贵的工业化进程。而1978年前的80、90年恰

    恰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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