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读者，尽可能都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是要藉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邓先生一直非常客气，以为他自己只是考证了历史，而没有讲到稼轩词的文学成就。

    邓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后，他一直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校订。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准备，对全书的笺注与编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补充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文学资料与研究心得，应该是稼轩研究的最高成果。邓先生在这里很诚恳地引了我大段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也为我对于稼轩词的研究得到他的认可，感到非常欣幸。我觉得前辈的这种治学、做人的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景仰的。

    台湾大学的郑骞先生，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要写稼轩的年谱，可是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草稿，没有能够完成，我觉得郑骞先生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很可惜的是郑骞先生去世以后，他放在家里的笔记，当时没有人很快地做出整理，所以有很多就散失了。

    九、冯其庸先生

    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我很早就知道冯先生的大名，可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78年，我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去参加一个红学会议，才结识他。其实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是因为我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就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写过一段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因为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红楼梦》评论的立足点，完全被叔本华的哲学所限制，不符合《红楼梦》小说的真正的主旨。我就把自己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里我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来，又加以补充，写了一篇文章单独发表了。就是因为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被邀请了去参加这次红学会议。这次会议海内外的红学家都去了，当然冯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也都去了，会议还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周汝昌先生也是顾随先生的受业弟子，而且顾先生也很欣赏他，我也是久仰大名。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会议安排开会都是在白天，晚上就在大厅里放一张大桌子，准备了一些笔墨纸砚，这些学者们就在那里题诗、写字、画画。周汝昌先生给我写了一首诗，还题了字。冯其庸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边也题了字。通过这次会议，虽然我跟冯先生认识了，但是不熟，我们并不常常联系。

    一直到了1993年秋天，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一次汉学的会议，主办人是林水。林水原来是我在台大的学生，后来他申请到U.B.C.大学念了一个硕士，还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就到马来西亚去教书。这次会议邀请了我，也邀请了冯其庸先生，我跟冯先生就又见面了。那时北京已经有了我老家察院胡同的房子要拆迁的说法。因为我曾经参观过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式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我一直想把我的老家办成一个像白鹿洞那样的书院。那时我已经在南开了，我也希望南开的研究所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有这么一个联络的地方，因为我毕竟在北京有老家呀。我打算跟国家jiāo涉，希望国家在拆迁我的老家时，能够给我们另一个地方，重新盖起一个院子来。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一次宴会上，很多人都问我们老家房子的事情，当时冯先生也在场，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冯先生很热心，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联系，帮助我联系找地方。

    冯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当时西城区的区长赵重清、书记李雅清，给我们在什刹海那里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宋庆龄故居的对面，中间隔着后海，是非常好的一块地方。我回来就跟南开大学说了，南开大学说很好，可以去看一看。可是南开大学没有去办，一直拖了下来。后来听说那块地被别人买走了，开了饭店。冯先生还是很热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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