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革命新思想，一起参加过许多像“剪辫子”和“砸佛像”之类的活动。这正是为什么他俩在未名社中一个从事于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一个从事于新小说的创作的原因。

    谁知数十年后，我竟然发现他们二人原来都对写作旧诗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台先生留下的新诗寥寥无几，而他所写的旧诗现在已由香港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编注出版成一册极精美的《台静农诗集》。李先生留下的新诗也不多，据他的家人说只有薄薄的一小册，而旧诗的数量超过新诗有数倍之多。我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旧体诗词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对这种情况有很多感想。从国内这数十年诗歌界的现象来看，旧体诗的诗词学会和诗词刊物，可以说已遍及全国各省市，而新诗的作者和刊物的数量则相差很远。

    李霁野在家中

    我认为旧诗之所以容易流传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以下两点：一是旧诗有一定的格式和韵律，这种格式和韵律，虽然似乎是一种限制和约束，但它其实是与中国语言的单音独体的特点，以及呼吸声吻的生理自然韵律，有着密切关系的；二是旧诗注重直接的兴发感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者可以由直接感发而出口成章，读者也可以由直接感发而声入心通。新诗则不然，新诗如果纯任口语的自然，大白话的叙写就会失去了诗的韵味；所以新诗的叙写，为了避免过于俗白，就不得不做一些有意的安排，使它隐约含蓄。台湾当年之所以出现晦涩的现代诗，大陆前些年之所以出现隐晦的朦胧诗，都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个人对于现代诗与朦胧诗的佳作，也都极为欣赏，但这种诗作一是远离大众，二是不易记诵。

    所以一般说来，凡是略有旧学修养的人，纵然在思想上属于革命先进之人士，但偶有感发，仍习惯于以旧体诗来表达发抒自己的情怀。不仅李霁野与台静农两位先生是如此，就是他们所追随崇敬的鲁迅先生也是如此的。关于这些新派文人的旧体诗作，其实也是一个大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李先生真可以说诗如其人，真诚无伪而且朴质无华。我们如果按照写作年代顺序读下来，李先生数十年来之生活经历，真可说是历历在目。无论是于国于家于友，甚至所闻所见的任何景物情事，李先生可以说是没有不关怀的。

    从1979年我初来南开大学讲学到现在，我在南开大学教书前后已经有三十年之久。如今我不仅有了余生可以托身之所，而且更有志趣相投的师友同学，可以一起从事于诗骚李杜的欣赏和研读，人间幸事何过于此！而这一切都源于当年李霁野先生从南开发出的对我热情的邀请，我对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终身不忘的。

    二、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端木留学长

    天降才生世，翻令厄运遭。一言能贾祸，百劫自难逃。岁晚身初定，桑榆景尚遥。如何偏罹疾，二竖不相饶。

    记得津门站，相逢五载前。行囊蒙提挈，风度远周旋。捡册时劳送，论诗善作诠。重来人不见，惆怅惜兹贤。（《端木留学长挽诗二首》）

    这是我写的挽端木留学长的两首诗。端木留是辅仁校友，比我高几班，过去并不认识。1986年我在南开大学讲学，有一次到北京去参加校友会，回津时天津校友分会安排几位校友到车站来接我，其中就有端木学长。初次见面，大家免不了寒暄，只有端木学长什么话也不说，过来就帮我拿行李。他好像很不善于应酬，还是经别人介绍，才知道他是国文系的校友，在南大图书馆工作。

    我常到图书馆去查书，自从认识了端木留学长，就常打电话烦他帮我借书，他总是在下班时送书来给我，有时候也坐下来谈几句。有一次天津校友会要我作一个讲演，我在讲演中引了晚唐诗人杜荀鹤的几句诗“早被婵娟误，yù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我把“若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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