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离开台湾返回了大陆。等到我再次见到李先生，已经是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的事情了，那时距离我于1949年在台大与李霁野先生初见，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

    自从我1969年定居加拿大，为全家生计接受了不列颠哥lún比亚大学的聘书，不得不担任了一班必须用英语教学的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程。每当我必须用我笨拙的英语来解说我所深爱的那些中国诗词时，就感到极大的痛苦。那时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连给大陆亲友通一封信都不敢，当然更不敢奢望回国去教书了。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了邦jiāo，我立即就申请回国探亲。1974年获得批准，我才在去国离家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重返故乡，与祖国和家人建立了联系。“文革”结束后，我在1978年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1979年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大教书。就在这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李霁野先生“文革”后复出，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当时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从台北一别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告知了我已被国家批准回国教书的事。李霁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北大还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开在“文革”的冲击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希望我去南开教书。李霁野先生是我的师长一辈，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李霁野先生的邀请。于是就在结束了北大的课程以后，来到了南开。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专家楼，就安排我住进了天津饭店。我原来打算安顿一下第二天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第二天一早南开就告诉我李霁野先生马上就要来看我了。那年李霁野先生已是七十五岁高龄，比起三十年前我们台北初见时当然显得苍老了许多，但仍然精神矍铄、热情依旧，一见面就问我的生活情况，对我在南开的讲课时间与往返jiāo通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80年代在天津拜望李霁野夫fù，中立者为叶嘉莹

    接着李霁野先生就向我问起台北一些老友的情况。我告诉李先生当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一同聚首的友人中，许世瑛先生已经在1972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戴君仁先生也已在1978年去世，郑骞先生虽然健在，也已是老态龙钟，行动不便了，只有台静农先生身体健康，精神比李先生还好。

    李先生与台先生本是安徽霍邱县叶集镇的同乡。据李先生说，当他们还是婴儿，被分别抱在父母怀中相见时，彼此就已经有了“相视而笑”的情谊了。后来叶集镇创办了明强小学，他们同时从私塾转入了明强小学的第一班。后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同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与鲁迅先生一起办起了未名社。李霁野先生致力于外国名著的译介，台静农先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未名社被查封以后，他们同时被捕，一起被关了有五十天之久。所以他们两个人不仅有同乡之谊，更有童稚之亲，而且还是患难之友。在讲述这些往事时，我从李先生貌似平静而深蕴激情的语调中，不仅体会了他们友情的深厚，也深深地领会到了他们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cāo守。当时我曾经写了两首七绝送给李先生，诗是这样写的：

    yù把高标拟古松，几经冰雪与霜风。平生不改坚贞意，步履犹强未是翁。

    话到当年语有神，未名结社忆前尘。白头不尽沧桑感，台海云天想故人。（《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三、之四）

    从此以后我就主动地担任了替李霁野先生与台静农先生这两位老友传递信息的任务。不过我自从1974年回大陆探亲后，就被台湾当局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士，连文稿也被禁止在台湾的书报上刊登，当然无法亲自到台湾去。我只能通过台先生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纯懿和纯行，以及在台湾的学生施淑女，替这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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