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出了一种新途径，对于后来的南宋各家词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南宋词与北宋词的两种不同的品质与风格，我在文章中把这种新途径叫作“赋笔为词”。既然写作质素有了转变，那么评赏的途径和标准当然就也不得不随着转变。许多欣赏北宋词而鄙薄南宋词的人，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写作质素的转变，没有清楚的认知，还是以评赏北宋词的眼光来评赏南宋词的缘故。张惠言之所以把五代宋初的那些令词都视为有比兴之意的附会之说，以及王国维不喜欢南宋词的偏见，事实上都是由于他们对词的写作中这两种不同的质素，没有能够加以区分的缘故。我提出这种说法后，首先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肯定，后来程千帆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也称赞这种说法解决了词学中许多困惑的问题。

    《论周邦彦词》一文写于1985年，从1986年开始，我又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者之邀，为他们写了一系列用西方文论来讲中国词学的题为《迦陵随笔》的文字。那是因为当他们来邀稿时，特别说到当时古典文学遗产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随笔》中加入一些新观念以挽回颓势，这正是我这一系列《随笔》为什么大多引用西方文论的缘故。但我的努力也并未能挽回《文学遗产》的颓势，所以在写了十五篇以后，就停止了。这时又有人向我建议，把这些《随笔》中的零星见解改写成一个长篇的专论。

    1988年我在《随笔》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对中国整体词学做了一次通观的梳理。我把唐五代两宋词在发展演进中所形成的几种不同词风的作品，结合对历代词学家词学理论的探讨略加归纳，划分出了三个阶段，正式提出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说法。歌辞之词流入士大夫手中之初，他们的意识中原来并没有要借之来抒写自己情志的用心，他们只是为流行的音乐填写歌词，可以说完全脱离了lún理政教的约束，这对于中国诗学的传统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一般来说，这一类作品往往不免流于浅俗柔靡。但其中一些好的作品，却形成了一种可以显示作者心灵中深隐的本质，而引发读者丰富联想的微妙作用，这可以说是五代及北宋初期小词的一种最值得注意的美感特质。其形成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由于词在形式上，本来就有一种伴随着音乐节奏而变化的长短错综的特殊美感，适合表达那种深隐幽微的情思；其二是由于词的内容是以叙写美女和爱情为主，自然形成了一种婉约纤柔的女xìng品质；其三是由于中国文学传统中本来就有以美女爱情为托喻的传统，所以凡是叙写美女和爱情的辞语，常常容易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其四是由于词的写作落入士大夫手中，他们在以游戏笔墨填写歌词时，无意中流露了作者自己xìng情学养所融聚的一种心灵本质，这可以说是歌辞之词在流入诗人文士手中以后第一阶段的特殊美感。

    由于这些诗人文士早已习惯了诗学传统的言志抒情的写作方式，他们对词的写作也逐渐由歌辞转入了言志抒情的诗化阶段。诗化之词写得不好的作品容易流于浮率叫嚣。苏轼、辛弃疾是诗化之词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为小词的写作开拓出一片广阔而高远的新天地。夏敬观说苏轼的词“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陈廷焯说辛弃疾的词是“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虽然属于豪放之词，但仍然具有曲折含蕴之美。像苏轼的《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辛弃疾的《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都是诗化之词的成功之作的例证，就是说词在演进到第二阶段诗化之词以后，仍然保持着属于词的特殊美感。

    周邦彦《清真集》的出现，使用赋笔为词，以铺陈勾勒的思力安排取胜，使得词的写作进入了赋化之词阶段。特别是他的长调慢词，使得词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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