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给他们看，介绍回国旅游参观的情况。后来应其他一些朋友、学生的要求，又放映了好几次。

    那时我真是很兴奋、很激动，可是我想了，我回来就是来旅游，我所学的这一行在国内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当时还在“文革”，我在上海还看见一些大字报，还在批孔批儒，我觉得我没有希望回来工作了。

    总而言之，我这次回来非常兴奋，你想我三十年才回来一趟，能不兴奋吗！1976年我本来计划再回来，但因为唐山大地震就没有来，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大女儿夫fù出了车祸。

    1973年当我申请回国时，我去到渥太华中国大使馆。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先出来接见了我。张颖问我：“你是学文学的，看过国内的小说吗？”我说没有。她说：有一个叫浩然的，写了一部《艳阳天》，挺不错的，你可以看一看。

    在这之前，我每年暑假都要去哈佛跟海先生合作研究。当时哈佛有几个从台湾去的留学生，都是台大的学生，他们都旁听过我的课。1971年我在哈佛碰到了两个学生，一个叫龚忠武，一个叫郭松，龚忠武是历史系的，郭松是外文系的。他们俩问我：叶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大陆的书？我说没有，因为我是研究古典的，不大关注当代的小说。他们说你有时间应该看一看有关大陆的书。那我看什么呢？他们就介绍我看一本一个美国人斯诺写的介绍延安的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我还看过一本回忆录，都是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人写的。看了这些书以后我很感动，没想到共产党这么了不起，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艰苦奋斗真是不容易，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真是不简单，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真的很佩服。以前我真是孤陋寡闻，一点都不知道这些。

    这回张颖让我看《艳阳天》，我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这个人是肯接受别人意见的，而且求知好学。我想我既然申请回国，也应该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到了暑假我又去了哈佛，就跑到图书馆借了三大本《艳阳天》回来。本来我没有抱着很大的兴趣去看，因为我以为，凡是带着宣传的气味写的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而且那么厚的三大本哪有时间看。所以开头我是抱着敷衍的态度，打算翻一翻知道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一看，它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不是在农村生长的，我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可是我居然能看进去，而且我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也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是1974年回到中国的，距我离开北平已经整整二十六年。我在国内待了两个多月，不仅在北京住了些日子，还到外地去旅游了一圈，参观了不少地方。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所有的报纸都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把很多过去的旧传统中，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坏的、恶的、不好的东西都给改革了。我还带了照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幻灯片。

    那时美国、加拿大其实有很多华人对新中国抱有向往的感情，特别是像我这样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长大的人，当时真的觉得中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了。那些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对中国百年的国耻、积贫积弱的历史也是了解的。是máo zé dōng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刚到U.B.C.大学的时候，中国同学会贴了一个布告，说要放映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大家都很兴奋。那时我父亲还在世，跟我们一起去看了。还有一次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父亲也跟我们一起去看了。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家里一切都很简陋，就是为了看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报道，我们买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视。你想想我们这么久没有看见北京了，大家都想要看一看北京，所以大家对中国的事情都很热心。

    因为加拿大那里是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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