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有的，领导班子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就叫“授民”，表示诸侯拥有对那些人民的统治权。这也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因为像这样土地和人民并赐，殷商卜辞中并没有记录。

    由此可见，只有周的封建，才是“真封建”。

    第三件事是指定国君，包括命名国号（比如宋、齐、鲁、卫），发表训示（比如《康诰》），赐予受封的象征物（比如冠冕、礼器、仪仗）。这就叫“授爵”，表示诸侯相对独立，权力合法，并拥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世袭权。

    这三个程序意义重大。

    事实上，封邦建国必须授土、授民、授爵，表现出来的正是周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尽管这个时候的邦国，还只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甚至不能叫做国家。但从此，土地、人民和领袖，就成为我们民族的“国家三要素”。比如新中国的赞美诗《歌唱祖国》，就是第一段唱土地，第二段唱人民，第三段唱领袖。这是周制度的深远影响。

    现实意义也很明显。授土和授民，表示周王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则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但当时似乎没人想那么多。程序结束后，受封的诸侯个个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焕然一新。他们率领部属、族人、庶众、臣妾，欢天喜地奔赴封区，定疆域，建社稷，封子弟，收赋税，分田分地真忙。

    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社稷则祭祀土地和谷神。这个祭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土有谷就有民。于是，社稷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由此还诞生了一种建筑制度，即国都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叫“左祖右社”。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我们的田野，是这样的吗？

    不钻牛角尖就是。整整齐齐规划成井字形，周边封疆，中间阡陌，每块田地刚好百亩，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做到。但“平均地权，公私两利”，则是可能的。大夫和诸侯从公田获利，更是可能。

    从象征的意义讲，井田制甚至也是一种“封建”。或者反过来把封建看作井田。天下之中的周王，封国之中的诸侯，就是当中那块公田。

    但，为什么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维稳功能”呢？

    因为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制，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

    最高也最大的，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它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5]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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