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这个领导干部出事为止，最后他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他的这种价值观导致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只算第一笔账，后面的账就不算了。于是他每天都在应付调查和告状信这种事，企业没好好管，产品也没好好管，股价一直在掉，结果损失的钱比这5000万元还多。最后，自己坐了牢，企业也被别人拿走了。官场上有种现象，叫作马桶效应，就是领导一抬屁股就臭。你坐在那儿没事，你一调走，背后的事情都出来了。那么，如果他是另一种价值观，比如他坚决不行贿，那他会做什么样的决策呢？他可能就认了这5000万元，也可能跟政府说，我稍微慢一点儿，分几次付，但是我付。另外，多付的这部分钱怎么找补回来呢？那就把产品做好，争取多卖出点儿产品。这样，他把钱付了以后，就会把精力用在产品上，用在公司管理上，用在销售上。最后产品赚钱了，股价也涨了，这5000万元就赚回来了，而且公司也没有麻烦。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他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他就不会出事。万科其实就是这样的逻辑，他们经常说，我们拿地贵，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产品做好，希望客户能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做好人。这个哥们儿现在之所以坐牢，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很简单，就是一次搞定，多挣点儿钱就完了。很多伟大的公司-比如乔布斯的苹果，目前市值已经超过了微软-都有很伟大的理想，包括技术理想、社会理想、宗教理想，这些都是理想。

    因此，正确的价值观能帮你触摸历史发展的趋势，帮你看清真实的未来。

    第二，价值观能帮你算那些算不清的账。很多账，你不能用会计的方法来算，只能用价值观来算。比如，假定你有一个项目需要一笔投资，投资人有四个：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好的民营企业，一个是国企，还有一个是来路很复杂的民营企业。就像女人找老公一样，嫁给不同的人，最后的命运是不同的。这四种钱，你用哪一种不用哪一种，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的是来路复杂的民营企业的钱，它出事了，就可能把你牵扯进去，你的公司就要天天被审查。如果你用的是老外的钱，那你的公司可能很规矩，但有些事做起来可能慢一点儿。如果你用的是国企的钱，那你可能就要被迫在机制上跟他们扯皮。这都是算不清的账。那么，如何选择这四种钱呢？

    在我们引进泰达的时候，我找王石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第一，必须找国企；第二，不能找传统的制造业的国企，要找市场化的国企。他们找的是华润，我们后来就和泰达合作了。因为泰达是国企，但不是市场化的国企，所以我们变成了混合经济，仅六七年的时间，我们在天津的业务就发展得很好了。这笔账是我来算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能算清的账是经理算的，算不清的账都归我算，我来算跟什么人做、在哪儿做，等等。那么，我根据什么来算这些算不清的账呢？就是根据价值观。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滨海新区的市场份额是第一，纳税也是第一，在整个天津的市场份额是第二。这就是我当初的一个决策带来的结果。这个决策和价值观有关，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自在，那我就不会去找泰达，我找个私人老板商量一下，最后大家一起卷点儿钱走就完了。但我找的是国企，找了国企，财务当然就要高度透明，监事长是泰达的，所有的账目都清清楚楚。另外，我对自己的约束更多。有的人认为，你是民营企业，怎么能把自己约束到几乎什么事都要和别人商量的程度？我的价值观是，反正我是做好事，又不是做坏事，我不怕商量，商量就商量，监督就监督。监督得好，国有资产不流失，我这民营资产也不流失。另外，有了监督，责任就不是我一个人扛，是大家一起扛。所以，我愿意找人来监督。

    第三，价值观就是信仰。很多去西藏朝圣的人，一路上不断地磕头，从四川一直磕到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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