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虞洽卿一听就放心了，也就是说，你蒋介石还把我们当哥们儿，不会翻天，不会没收我们的财产。然后他又问：你要统一，就要打倒列强，把洋人都赶走，我们都是替洋人做事的，或者是做洋人的生意，以后我们怎么办？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非常简短的两句话，拿现在的话来说，这叫微博体。这样一来，虞洽卿心里就有数了。第一，蒋介石还是会支持工商业者；第二，他还是会和洋人搞好关系。于是，虞洽卿说，那我能做什么事情呢？蒋介石说，你回去告诉黄先生、杜先生，等我到上海以后，帮我维持地方秩序。虞洽卿说，那行，除了帮你传话，我还能帮你筹集革命经费。虞洽卿回到上海，向商界的朋友透露了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我们不讲政治是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出人，虞洽卿出钱。虞洽卿在上海通过商界三次筹集资金给蒋介石，叫筹集革命善款。蒋介石把钱给了黄金荣、杜月笙，这帮人晚上抓人、打架。从此以后，虞洽卿就跟南京政府建立了生死关系，他的企业也一直和这个政权的命运捆在一起，虽然他有所牺牲，但更多的是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当他的企业遇到困难时，他就去找政府，政府就以归还革命善款的名义支持他。最后，虞洽卿得以善终，抗战结束前得病死了，但他的后代因政权的改变衰落了。

    第二个故事是荣毅仁的故事。荣家在1949年以前和政府的关系很远，基本上是纯民营企业，靠市场在外面折腾。抗战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内迁，荣家的一部分企业迁到了重庆。他家的企业也做得很大，进入了银行等金融领域。抗战之后，国民政府摧残荣家，那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他家在银行的股份都被国有资本挤出去了，江湖上的人甚至绑票荣家的人。所以，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很不满意。1949年以后，作为荣家的第二代，荣毅仁毅然从海外回来，和新政权建立了关系。1956年，他带头把自己的资产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让他做典型，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很惨，但他没有怨言。后来，中信银行开始创办的时候，政府没什么钱，荣毅仁就把政府发还给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拿去办了中信，也没算股份。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福布斯》披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他和政府结了两代人的缘，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遇到困难，政府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汪辜会谈”，很了不起。他们家早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关系，后来卖了土地，进城当了资本家，做了台泥（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他和国民党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为两岸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一种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来，在制度的限制下，我们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只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力转化成资源。这种方式很危险，因为你要给权力回报，除了金钱的回报，还有民心的回报，这都是回报。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获得资源。如果股票市场不好，有各种禁忌，比如不让你发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资源。

    第三种方式是私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比如朋友之间有困难，你找我，我找你，这也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种关系，当然，一定要避免风险，但这非常困难。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心得。万通始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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