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t;库姆斯（Rose Coombs）是无数美国研究员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

    海军历史分会的主管戴维·布朗（David Brown）热忱欢迎我，他的助手瑟尔凯托小姐（M.Thirkettle）对于哪些船只参与或没参与敦刻尔克行动，具备了渊博的知识。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图书馆员安德鲁·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军博物馆的理查德·布莱奇（Richard Brech）都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建议。

    全英国各地各个军团司令部的秘书都非常乐于帮忙。我尤其感谢冷溪卫队的贝茨中校（F. A. D.Betts）、掷弹兵卫队的林赛少校（Oliver Lindsay）、达勒姆轻步兵团的汉佛瑞中校（R. E.Humphreys）、格洛斯特军团的雷迪斯中校（H. L. T. Radice），以及皇家爱尔兰游骑兵团的查尔利中校（W. R. H. Charley）。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协会的金恩小姐（E. M. Keen）不仅提供数据，还帮忙安排一场会议，让我跟许多加来老兵见面会谈。

    在航海方面，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协会一直积极帮助我辨认各种船只。这个组织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寻常的游艇俱乐部：取得会员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通过协会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受到精心保存。协会的文件管理员约翰·奈特（John Knight）对这些船只了如指掌，并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识。在此特别向布雷马尔号（Braymar）的船主哈利·摩斯（Harry Moss）致意，他招待我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试航晚宴。

    我从塔夫造船厂之行得到了丰硕成果，得知这些小船是如何集结和分派人手。这个家族企业目前的老板，罗伯特·塔夫（Robert O. 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厂中有关撤退行动的档案。我无法前往蒂尔伯利，但那并不妨碍蒂尔伯利承包集团的秘书塞吉维克（C. E. Sedgwick）帮忙，该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尔克，他大方地为我影印三位船长当年递交的报告。

    德国文件管理员跟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耐心且乐于助人。他们似乎怎样都不嫌麻烦，毫不厌倦地找书和记录供我阅读。衷心感谢弗莱堡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库、斯图加特的当代史图书馆，以及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 ü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杰出馆员。科布伦兹（Koblenz）的联邦档案馆拥有丰富的照片馆藏，我也十分感激这里的馆员为我提供一切所需。

    作家永远用得着有帮助的线索，幸运的是，大西洋两岸有许多知情人士愿意为我指点迷津。

    在英国，这支忠实的乐队包括库珀、科尔林（David Curling）、迪凡恩、霍夫（Dick Hough）、肯普（Peter Kemp）、勒温（Ronald Lewin）、梅契尔（Roger Machell）、米德布鲁克（MartinMiddlebrook）、李察斯、罗斯基尔和索隆（Dan Solon）。在美国则有霍灵（Dolph Hoehling）、马洪尼（Tom Mahoney）、米克（Sam Meek）、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皮诺（RogerPineau）、谢弗（Ed Schaefer）、希布鲁克（Jack Seabrook）、斯坦普（Bill St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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