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了。他们伤得太重，无法移动。为了照顾他们，上级下令每一百名伤员，就得有一名医官和十名医务兵留下来。由于总共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这意味着要留下三位医官和三十名医务兵。

    怎么选择？处理站指挥官潘克上校认为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抽签。六月一日下午两点，全体人员集合参加这场势必紧张万分的活动。分别举行两场抽签——一场给十七位医官，另一场给一百二十名医务兵。

    所有名字放进一顶帽子里，凑巧的是，他们在地窖里找到一顶英国圆顶高帽，正好用来抽签。规则是“先抽到先走”，最后被抽出名字的人留下来。英国教会牧师替士兵抽签，天主教神父奥榭替军官抽签。

    首席外科医官纽曼少校不发一语，痛苦地聆听名字一个个被叫出。十个、十二个、十三个，他的名字还在帽子里。事实证明他害怕得有理：他是十七人当中的第十七个。

    当天下午稍晚，帐篷里举行了告别仪式。奥榭神父最后执起纽曼的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给他。“这会保佑你回家。”神父说。

    有一个留守人员没参加抽签，二等兵盖兹纯粹是自愿留下来的。盖兹平时是一名拍卖员兼估价师，在大撤退之前，在一支汽车保养分队担任机关枪手。跟小队分散之后，他找到一辆被弃置的救护车，于是成了第十二伤员处理站的一分子。其他人或许更懂得行医用药，但在这样的时刻，他自有一套能派上用场的技能。他是个天生的拾荒者，什么都会修，甚至在“小红帽”的水快用完时，在附近找到一口新的水井。纽曼少校把他视为单位的这个“荣誉队员”，而盖兹投桃报李 ——他当然不打算离开。

    绝大多数人员在六月一日晚间撤出。二日整天则徒劳无益地在各个码头间东奔西跑，因为谣传有一艘医护船来了。那天晚上，一名摩托车通信员轰隆隆地捎来讯息：能走的伤员只要被带到东面防波堤，就可以被撤离。许多正常定义下的重伤员抓住这个最后逃命机会，从病榻起身，一瘸一拐地走着，甚至爬也要爬到等候的卡车上，还有人拿煤镐和耙子当拐杖。

    六月三日是等待的一天。法军正逐步撤退，纽曼的主要责任是防止他们占据这间房子，他将之当成最后一搏的据点。草地上铺着用布条做成的大型红十字，德国空军截至目前表示尊重，纽曼希望继续保持下去。法军指挥官似乎理解。他没有占用房子，但持续在周围土地挖掘战壕。几颗零星的炮弹开始落进花园里。

    入夜之后，法军开始拔营，继续往敦刻尔克撤退。在“小红帽”，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批访客将是德军。至于确切时间，每个人看法各异，但是德军的白色“胜利火箭”已经越来越近。

    伤员静静躺在病榻和担架之际，工作人员聚在地下室准备最后一顿晚餐。他们想办法大饱口福，配上从“小红帽”酒窖找到的美酒。有人弹奏着手风琴，但是没人有心情唱歌。

    纽曼少校上楼找一位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飞行员。他几天前被击落，因伤而被送到这里。两人都知道俘虏人与被俘虏人的角色即将对调，但彼此心照不宣。纽曼想要好好恶补一下德文，以便在敌军到达时使用。赫尔穆特耐着性子教他说“Rotes Kreuz”和“Nichts Schiessen”之类的词汇——意思是“红十字会”、“别开枪”。

    到了六月三日至四日间的午夜，最后一批法国守军已经往码头撤退了。在“小红帽”，所有人除了继续等待之外无事可做。纽曼派两名医务兵到栅门门口站岗，权充接待。一名军官守在大门外的门廊上，他们奉命一看见德军就立刻通知纽曼。纽曼准备一套投降用的干净制服，然后窝在厨房的石头地板上睡几个小时。

    兰利中尉躺在门前台阶的担架上。天气又热又闷，而且苍蝇闹得厉害——所以他请人把他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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