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顿不仅准许这项请求，还决定一起前去。这是他们获救的唯一机会，索罗门一个人也许应付不来。

    克劳斯顿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善于游泳，而且对自己的力气深具信心。也许那就是问题所在。他并不了解自己多么疲累。一会儿之后，他便筋疲力尽，不得不游回其他人身边，紧紧抓住船只残骸。几个小时过去了，索罗门迟迟没有带着空船回来。弟兄们一边等待，一边唱唱歌、聊聊陈年往事。克劳斯顿不断表示援救已近在眼前，企图以善意的谎言来鼓舞士气。不过，他们逐渐失温，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在水面上，最后连克劳斯顿也殉难了。等到一艘路过的驱逐舰前来搭救时，只剩下空军士兵卡马翰一个人还活着。

    这段时间，索罗门中尉确实游到了空船旁边。但他为了爬上船而挣扎许久，这时也已筋疲力尽。他尽了最大力气设法把船划回遇难现场，但是船上只有一根桨。一小时后，他放弃了：这艘船太大，距离太远，而且天已经黑了。

    他整夜在水面上漂流，即将破晓之际才被法国渔船“玛丽亚号”救起。他喝了酒，休息一下，换上干的法国水兵制服，被带回多佛，送上法军指挥舰“德布拉柴号”（Savorgnan deBrazza）。他的故事听来过于离奇，暂时无法洗刷身为德军间谍的嫌疑。这回他的流利法语完全帮不上忙。“他声称是英国人，”法国军官评论，“但我认为他是德国人，因为他法语说得太好了。”一言以蔽之，他法语太过流利，不可能是英国人。

    六月二日下午，克劳斯顿的先遣小组离开多佛一个半小时后，拉姆齐的救援船队展开了敦刻尔克的“聚集撤离”行动。一切照计划进行，速度最慢的船只在下午五点率先出发。它们多半是小型渔船——例如比利时拖网船“寇吉苏号”、法国的“珍妮安托万号”，以及色彩鲜艳的小船“法国天空号”。

    接着是六艘斯固特，然后是阵容庞大的近海商船、拖吊船、汽艇、舱式游艇、观光蒸汽船和渡轮。这群声势浩大的船队，如今已成了海峡上的熟悉画面。紧接着出动大型邮船、扫雷舰和法国的鱼雷艇。最后，四十艘驱逐舰中仅剩的十一艘划破海面，激起惊天波浪。

    南方铁路公司的汽车渡轮是新添的生力军。它轰隆隆前进，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为跨海汽车渡轮在一九四○年还是个新鲜玩意儿。来自曼岛的“汀瓦尔号”邮船并不新颖，但它以自己的方式引人注目。在福克斯通，船员们拒绝再次出海，闹得满城风雨。然而现在它破浪前进，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其中费了一番周章。拉姆齐得知“汀瓦尔号”滋事，便派出麾下最擅长解决问题的蒲谢尔中校。中校抵达的时候，看见“汀瓦尔号”绑在码头上，船员正群起造反。多佛下达的指令是一套运用了实用心理学的绝妙方法：蒲谢尔绝不可亲自接管船只，而是要做出一切必要改变，促使它前往敦刻尔克。于是大副取代了船长、二副接任大副、找到新的二副人选，其余替代人员则搭乘巴士从伦敦赶来，让海军及陆军的炮手上船支持。晚上九点十五分，“汀瓦尔号”起程行动。

    救援船队上的工作人员，往往是临时拼凑出来的大杂烩。陆军总部工作艇“马尔堡号”的船组人员，就是由四名中尉、四名司炉、两名空军上士，以及两名趁着休假自愿南下帮忙的财政部公务员组成。热爱航海的记者迪凡恩抛下在沙洲上搁浅的“小安号”，路上拦了便车回家，然后到拉姆斯盖特四处挑选船只，发现三十英尺长的“白翼号”汽艇还有空位。

    “你以为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白翼号”开船之际，一位打着官腔，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海军军官问道。

    “去敦刻尔克。”迪凡恩回答。

    “不，你不行。”军官说。迪凡恩纳闷自己是否触犯了什么规矩，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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