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完颜雍的各项改革，首推吏治改革。他的吏治改革内容：

    一是任人唯贤唯才，不重资历。完颜雍，按照资历用人，只是对待一般的人来说，对于才干过人者，怎么还能拘泥于常例呢！按照这种思想，在他统治期间，朝中任用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小吏。如移剌道，原来不过是个都督府长史，世宗得知他的政绩，建议大用。但按他的资历最高只能为翰林直学士。世宗认为这样不足以尽其才，就派他去担任中都路的转运使，后又升任宰相。

    二是官吏的升迁以政绩为准，反对苟且因循。有一次，金世宗去上京，一路所过州郡，都征发众多的民夫，大修桥梁驰道，以博得金世宗的欢心。唯独同知北京留守刘焕，只派少量的人把道路修得平整些。完颜雍认为刘焕做得好，就升他为辽东路转运使。正是由于他以政绩好坏来选拔升迁官吏，因此，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政治上有作为、正直清廉的官吏。

    三是官吏到了一定年龄，就应当辞官。他认为人到晚年，精力总是不足的，因此他规定朝中大臣“许六十致仕”，也就是允许六十岁辞去官职。他在吏治方面的改革除上述几点外，还有对官吏赏罚分明、中央和地方官经常交流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吏治改革，保证了金世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

    在改革吏治的同时，完颜雍在官制、法制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完颜雍新订的官制，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增员，可以分散宰相的权力，以集权于皇帝一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官员参预政事。

    在法制上，完颜雍主张择善而从。他认为旧的法律条文有不合适的地方，应当更改，唐朝、宋朝的法律有可用的，就用。他还对臣下说：“一制定法律条文，不要只局限于按照旧律，而且一些条文还很难让人看懂。历代的法律都在不断地修订、补充。文化低的百姓，常因不懂法律而违法。如果对那些难懂的条文，加以删改，让百姓一看就明白，不是更好吗？应当修订法律，务必让大家明了。”大定年间，金朝的法律经过修订，更加完善了。

    军事

    世宗在位时，着手对金朝的军事制度猛安谋克制进行改革。大定七年，世宗鉴于过去省并猛安谋克和海陵时无功授猛安谋克者皆被罢去，因此而失职的很多，乃根据思敬的请求，以“量材用之“的原则又重新恢复一些猛安谋克，作为扩充猛安谋克的方法。大定十五年，由于猛安谋克内部领户制的混乱，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其规定“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

    另外，自熙宗、海陵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后，往往猛安谋克是充任别职的，因而于大定十七年对承袭制也作了些新规定，“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另外对“父任别职”，其子承袭猛安谋克规定必在二十五岁以上。这种规定也是从巩固猛安谋克的地位与作用出发的。

    大定二十年，一方面“以祖宗平定天下以来，所建立猛安谋克，因循既久，其间有户口繁简，地里远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后，所授无度”，另一方面，因为“大定间，亦有功多未酬者”。于是对猛安谋克又作番“新定”工作，同时命“新授者，并令就封”。

    并规定功授世袭谋克的许以亲属从行：“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子宫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大定二十四年，为了“大重其权”，以猛安谋克之号授给诸王，想以此来维护其女真旧俗。此外在经济组织方面也进行整顿，限制出卖土地、奴婢，禁止限外占田，加强对猛安谋克生产管理，奖励“聚种，“自种”，下令猛安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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