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顺太穷，恰恰相反，而是大顺太富了，只是钱收不上来。

    开国两百多年来。大顺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缓慢而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国家的权力虽然还是在以科举为主要来源的儒臣手中，但儒臣的来源却大有不同。本国时，南北进士的比例大概是6:4，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南北进士的比例渐渐变成了7:3，到了哲宗皇帝时候竟然达到了恐怖的8:2，而光是江南区区十余个州县便占据了全国进士当年额度的三成。这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南北经济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南方的识字人口更多，教育更昌明，自然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占据更大的优势，经济最为富庶的江南吴越的确更是如此。虽然朝廷中有人对此忧心忡忡，要求采用各种手段，限制南方的进士名额，保持一定的政治平衡，但是面对朝堂上大量的南方籍贯的大臣们，他们的行为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到了哲宗晚年，竟然出现了“内阁尽吴音”的局面，这让年老体衰的哲宗皇帝颇为恼火，发出了“吴儿轻佻，坏我国事！”的名言。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要通过对富庶地区增加税收来提高国家的收入显然就是非常困难了，虽然近百年朝廷数次想要提高对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税收，但在坚决维护地方利益的南方籍贯大臣的阻挠下，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那些工商业巨头们手中掌握着巨额的金钱，雇佣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所拥有的力量十分惊人。正如哲宗皇帝时候的名臣秦继宏在奏折中所写的：“江南百姓习俗轻佻，不重积蓄，衣锦服绣者，家无旬月之粮。彼嘉兴柳、义兴吴、华亭陈诸姓，吴越之间，仰食其业者，何止数百万。若破其家，百万生灵猝然无业，若有陈、吴之徒攘臂其中，臣恐江南半壁，非朝廷所有！”到了哲宗皇帝末年，朝廷基本已经放弃了通过提高江南地区工商业税收来恢复财政平衡的企图，基本采用放债、酒税、盐税等传统税收方式弥补国用，但这些方式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后遗症，酒税盐税这些消费税种会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增加私盐和私酒的销路，不能太重，于是国用不足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放债需要支付大量的利息，从长远来讲反而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相对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古老国家，大顺是非常幸运的，她与欧洲的遥远距离决定了贪婪的欧洲列强向其投放的力量相当有限，巨大的体量又让其可以承担起军事近代化所需要的巨额金钱花费，这些使得她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列强的入侵，而近代化带来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反而拉大了大顺对于周边传统藩国的军事差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九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大大的加强了大顺在东亚地区的传统战略地位。但这一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巨大技术进步在增强了帝国的军事威力的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却削弱帝国的财政和社会基础，大量的破产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人，生产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增长的海量财富却集中在新兴的工厂主和银行家手中，政府却所得甚少。这些拥有巨量财富和影响力的新兴阶层踌躇满志，准备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这个国家，而帝国的统治者们却正犹豫着该选择哪一条道路前进。正如吉林斯在给贝尔福的一封信中写的那样：“大顺帝国是一个巨人，但却是一个有着钢铁身躯，泥土双腿的巨人，他脆弱的脚踝和膝盖正在被沉重的上半身压得支离破碎，只要被人猛推一把，就会跌倒在地整个摔得粉碎。”

    虽然朝堂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对陈再兴的辞官意愿疑惑不解、众说纷纭，但还是有一个人猜到了答案，其原因倒并非是这个人的智慧超过了众人，而是因为这个人是个女人，是一个对陈再兴怀有情愫的女人。虽然女人在智慧上并没有超过男人，但有些时候，女人却有着惊人的直觉，让她们可以越过重重迷雾直接抵达真实的彼岸。比如这次，江清月在听到陈再兴辞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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