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一种对于朱老板的信任所做出的报答。人如果都那么单纯该多好，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变故。也许老板才是真正的商人，能让所有的智慧都在围绕着一个利字飞转，而做经理人的必须在利与义之间取舍，我感觉我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取舍，还是干脆些，为了心安，我只取一个义字吧。因此，我带着北京珠江的弟兄在业务上大胆开拓，在cāo守上谨小慎微，求建功立业，求问心无愧。

    但是，在珠江3年多高度紧张的生活摧垮了我的健康。2002年4月底，五一长假临近了。我与《首都规划建设》的陈继、杨亮等朋友商量好想利用假期去云南散散心，躲开工作，放松一下。但没有想到，在离开前一天晚上，工作很多，一直加班到凌晨两点钟才结束。我感觉非常的疲倦，按照往常的习惯，铺开宣纸，想写一幅字调剂一下。谁知道刚刚拿起笔来，忽然觉得头晕目弦，心脏猛跳。勉强下得楼来，钻进车里，就昏天黑地得吐开了。司机吓坏了，忙问到底怎么了，我勉强做了个去医院的手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医院里。是大脑严重失血！医院检查报告称，是因为脊椎神经受压迫导致供血不足而引发昏迷，这是长期俯案工作和过度劳累的结果。就这样，一向视时间为生命的我，像一个柔弱无力的婴儿一样，被迫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

    这半个多月，是我一生之中最为痛苦和无奈的时期之一。虽然朝阳区李区长等政界领导以及朱孟依等众多地产界同仁旧友前来探望我、慰问我，可是却丝毫没有减轻这种痛苦。我在病床上苦苦地思索：为了工作这样牺牲自己的健康值得吗？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还会担心：我这身体还行么？瞿秋白云：一为书生，便不足观。在平时，我打起精神，显得勇敢坚强，一旦病下来，剥掉外壳，我仍然是一个文人，内心脆弱而敏感。在一段痛苦的思索之后，我想到了离开。

    此时北京的珠江团队内部也发生了些变化。珠江北方委员会的成立就拉开了北京珠江变局的序幕，我的工作不断受到了掣肘，很多精力要被内耗掉。更令我难过的是，在我费尽周折拿下5块地之后，我是满怀激情，像舞蹈家发现了最好的舞台一样，想好好地大干一番的。但是后来朱老板却授意合生创展介入，拿走了5块地中最好做的3块，珠江帝景、珠江罗马嘉园和珠江绿洲都被拿到了合生，除了先前做的珠江骏景，只留下了一块珠江国际城。这样一来，留给我的空间已经变得很小了，仿佛自己有了构思并打了草稿的文章被别人拿去删改和发表，既然舞台已经属于别人，那我呆下来的意义也已经不大。

    另外，我渐渐发现朱老板似乎记忆力不大好，也可能如一位公司同仁所言，“是有选择的健忘症”，常常会把一些在鼓舞大家士气的时候做出的一些信誓旦旦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这不禁让人心寒。也许这是一种老板文化吧，我想我适应不了。我的心在这个时间已经被放逐了，留下的或许只是个领一份在外界看来微不足道的薪水的办事员、或者是一个空空的骨架。

    我想，一个企业是需要像雷锋一样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的人才的。而企业不能发现了“雷锋”还总是琢磨怎么让“雷锋”吃亏，那这样下去，“雷锋”也会寒心。如果大家总是看到“英雄流血又流泪”，那怎么还会有“千万个英雄站起来”呢？

    终于，我停止了胡思乱想。出院以后，我正式向珠江提jiāo了辞呈。对于我的辞职，朱老板感到非常愕然，他还是极力想挽留我，一口气许下与我当时工资悬殊巨大的可观年薪，并说只要我留下，任何条件都可以谈。

    我说：“我只是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并不是借此有何要求。我离开是零条件。”

    在与朱老板几次长谈后，我终于与珠江作别，离开了我曾经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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