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一个大姓都可以自行制定族规，那都府衙门为什么不能制定只在都府有效的规矩？”邓名得势不饶人：“这是事急从权罢了。”

    这话顿时让任堂回忆起一段惨痛经历，邓名就是靠着“事急从权”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车轱辘话强行推行了同秀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忠言不被采纳的预感，任堂仍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提督明鉴，若是虏廷造谣，说提督修改律法，不但会让皇上、朝廷、晋王迷惑，也会让天下的缙绅担忧，他们可不知道这是都府的地方律法，会误以为提督想夺去他们的佃户。”

    “谣言止于智者。”

    不出任堂所料，邓名顽固地拒绝了他的进谏，说什么也不肯承认地主——佃户关系。

    经过明军的再三审核，最后成都只保留了一千三百人的常备军，邓名给了五个最重要的卫士一人一个少校军衔，其余的十五人都是上尉，加上原本的二十多名上尉，组成了成都常备军的最高层。其余的人军衔从下士到中尉不等，邓名在全力供应这支常备军饮食质量的同时，还每天都亲自给他们授课，和卫士们一起教常备军官兵读书认字。

    每天上午都是文化课时间，除了认字外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与李国英、赵良栋的那一战虽然只有短短一天而已，但需要总结的得失非常多。到了下午，常备军官兵就进行针对性训练，把上午讨论出来的各种思路进行试验。这些实践会被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向全军推广，成为第二天上午讨论课中的一部分基础。

    在邓名练兵的同时，对剑阁等地的侦察也在继续。

    四月下旬，邓名屡次召开上尉会议，所有的常备军上尉都会列席，和邓名一起公开讨论下一步明军战略问题。现在这种讨论会经常进行，这几十名上尉在参加完会议后，就会把会议内容带回各自的单位中，与其他官兵一起讨论，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

    “我军从剑阁出发攻击保宁、广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高明瞻的战略，召集五千人的军队，然后动员两万民夫背粮食。不考虑粮道和补充，全军向广元进攻，夺取城池后靠缴获清军的库存维持军队。”虽然邓名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广元等地非常空虚，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处是，我们需要征召的战兵、辅兵数目有限，对都府的生产影响有限，而且需要的准备时间短，征召令下达的十天内，我们就可以出发；坏处是，我们的攻击不能遇到任何意外，如果清军突然出现援军、或是遇上暴雨、或是守军抵抗异常顽强、或是守军不顾死活地纵火焚烧仓库而且我们没能及时扑灭，那军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和高明瞻一个下场。”

    经过几天的讨论后，常备军各级官兵都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些风险。清军在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大败，短期内派不出多少援军，很难充实空虚的广宁、保宁，但谁也不敢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李国英会不会突然放弃重庆全军退回保宁也未可知。如果可能的话，明军上下都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确保粮道畅通，我们需要首先恢复江油的仓库，整理都府和江油之间的道路，向江油运输足够多的粮食；然后修建从江油到剑阁的道路，再把粮食运到剑阁储存起来。”邓名说的第二种办法就是当初吴三桂在东川做的事，除了大型仓库和道路外，还要建立沿途的驿站和烽火台，保证后方的将领能够及时掌握前线的情况：“等我们在剑阁的仓库修好后，我们就可以送去战马，对广元、保宁进行持续的侦察，了解清军的虚实。这样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就不是赌博，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就算短时不能攻下，我们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即使遇到最差的情况，我军也可以在粮草耗尽前退回剑阁，然后有条不紊地返回成都。”

    后一种战略的好处很明显，但自行难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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