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问题在明朝前期主要是宗室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一再引起国家政治局面的动荡；中期以后，随着宗室人数的迅速增加，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寄生集团，给国家的财政和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统计过明代宗室的人数，当时宗室有八万人之多。如今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宗室人数一定大大超过八万人。政府花在宗室们身上的钱财并不仅是禄米，举凡宗室的婚礼、丧事、造宫以至于仪仗、校尉、王府官员等等全部开支都由政府按不同规格支给。

    在嘉靖末年，朝廷给宗室的岁支禄米八百六十余万石。随着宗室人数的增加，国家渐渐支付不起越来越多的禄米，而长期拖欠禄米使大批宗室衣食无着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样，在明后期宗室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亲王们因分封时贵为帝子，禄赐丰厚，又霸占了大批庄田，积累的钱财富可敌国；而品级较低的宗室却因生活无着不免胡作非为。

    亲王宗室们凭借政治势力通过请乞、私占、接受投献等种种方式霸占大量庄田，实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诸王宗室的占田是造成政府征税额地缩小的重要原因之一。四川藩封只有蜀王一府，从洪武初年到万历末年蜀王朱椿的后代竟然占有了靠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百分之七十的土地。

    国初诸王经过二百多年的聚敛兼并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后来的续封诸王看得眼热，无不竭力搜刮。以明英宗诸王为例：

    崇王朱见泽封在河南汝宁府，到万历末年朱见泽的后代在汝宁府属下的七个县占有农田、山林、湖泊总共四千七十二顷六十四亩；又在汝宁府境外的陈州等七个州县占有土地二千六百八十顷九十亩。两项合计有近七千顷，也就是七十万亩地。

    德王朱见潾建藩济南，请得原齐王、汉王所遗东昌、兖州田亩和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作为自己的庄田。又将濮州、范县、聊城、临清一带因黄河决口退滩的免科薄地，按亩征收子粒银。仅濮州一地德府所占子粒地就达三千余顷。

    吉王朱见浚建藩长沙后也拼命掠夺田土。仅在长沙、善化两县所占庄田八万亩地。到了万历年间，吉王后裔占田达到七十万亩地，占两县田亩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嘉靖以后所建封藩请乞的庄田数字越来越大，原因就是新封诸王都想向已封多年的藩王看齐。但是天下的田土毕竟有限，无法满足亲王们的欲壑。

    明中后期所封亲王请乞田土动辄万顷，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直接占有了那么多的庄田。廷臣和地方官员迫于皇帝的严旨，往往在搜刮不及额时采取挪移政府其他收入和加派赋税的办法勉强凑足各王府请得田亩数的租银。

    到神宗诸子分封时，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皇帝坚持得按潞王的标准给田四百万亩地。经过廷臣和地方官的力争，才减为二百万亩地。这二百万亩庄田主要是通过摊派四万六千余两租银的方式来实现的。

    朝廷对宗室问题也是有回应的，做出了一系列改革：一、通过限制妻妾数目抑制宗室人数的急剧上升；二、通过奏减和折支等办法减少原定禄米数额；三、宗室受禄年龄由十岁提高到十五岁开始支给；四、削减一些无关紧要的浮费。

    这些改革都是着眼于渡过眼前的财政难关，而对于宗室问题的根本弊病则不愿触及。自嘉靖初年，廷臣和宗室当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就一再建议朝廷开放宗藩之禁，让宗室人员自由迁徙，允许他们从事士农工商。这本来是解决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国家既可以免除部分负担，宗室也谋生有路不致于坐以待毙。然而，各种因循守旧势力的从中作梗，使本来就已经积重难返的局面更加无法作出重大改革。

    大明宗室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朱由校放下公文，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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