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倒不是很怕，但同样要担心军队会变质。

    以前的和记商团军心存大义，一切行事都有强烈的自信，是为了华夏，为了大明百姓的利益，当然也为了效忠和记还有张大人。

    现在只要军饷给齐，军人一样能挥刀杀向任何一方，但军人们心里的那种荣誉感和骄傲只怕就会荡然无存了。

    关宁兵一样能打下南中国，江北四镇高杰的部下李成栋在投降清军后所向披靡，但张瀚真的想要这样的军队？

    如果杀的人头滚滚，纯粹武力征服，应该也能拿下大明。

    可是张瀚又想要那样的华夏？

    孙敬亭是张瀚最亲近的部下，也是相当要好的朋友，更是有亲戚关系，对张瀚的心思还是很明了的。

    张瀚也讨厌大明的言官，对结党之后只论党派不管事非的风气相当厌恶，更讨厌那些为了好处出卖奏折的御史和给事中。

    但这个群体中也有相当的诤诤铁骨，只为事实，不论党派的言官也一样有，不怕触怒皇帝的硬骨头也是有的。

    后世只知道骗廷杖，那东西又岂是好骗的？几杖就能叫虚弱之人半死了，而后关押，囚禁，虐待，免官和流放，一整套下来，这罪岂是容易受的？

    可以说，大明文官，包括言官的风骨是二百多年独特的政治生态形成下来的，比宋人士大夫的风骨更硬，也更加强项。

    毕竟宋朝皇帝可不会一次廷杖打起几十个文官，所以在宋朝士大夫说话风险很小了不起被贬窜岭南，在大明，说话还是有生命危险，并且还不小。

    社会风气也偏向开放，人们逐渐变得放诞敢言，行商和开设工场的风气也起来了，民间的管制很松，不象明初时，对人们的礼仪，衣着，建筑式样都有详细和严格的规定。现在只要有钱，管你是工是商，不是官绅的一样敢用朱门重檐，也一样能穿绸缎，能穿着红色紫色等各种颜色的衣袍在身上。

    哪怕是唐宋年间，这种事也绝不可能，衣袍式样和颜色，向来规定的十分严格，不是士大夫，级别未到，百姓只能穿灰色青色白色等诸色，朱紫之色，向来是达官贵人的颜色，而现在，也堂而皇之的穿在百姓们的身上了。

    京中的出版业相当繁荣，各种书籍在京不停的出版，人们不仅能看诸如三言二拍等文人编出来的书籍，也能把评书等市井杂言编成话本小册子，买回家细细观看。还有很多神怪传奇故事，反正没有忌讳，哪怕是白莲教的教义，只要你给钱，出版商一样敢替你印。

    人们已经打开眼看世界了，有很多士大夫对泰西的学问也很感兴趣，虽然主要是在天文学上，也就是编历书这样的专业的事情上。但大明自有其恢弘气度，徐光启是士大夫，是礼部侍郎，一样能加入天主教，还取了教名，也没有人攻他是二鬼子汉奸，一样视为儒学宗师。徐部郎还和弟子一起翻译几何原理，把天主教的传教士介绍给朝中的大员们，南京教案发生后，并没有进一步有人迫害传教士，传教士们还可以传教，相比于东南亚地方，教士们肯定受到很多限制，但东南亚是被欧洲人征服的殖民地，大明却是有相当强悍实力的庞大帝国，其包容性和伟大之处就在于此。

    相比几十年后鞑子列帝的那种妄自尊大和彻底的闭关锁国，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文明，商业，工业，文教，整个大明其实在重新寻找上古华夏的道路。

    崖山之后，古典中国其实已经断绝了文明传承，大明立国之初复汉官威仪，但在朝廷到民间层次都有很多蒙元的残留，一直到隆万之后，朝廷的管制放松，开海之后民间财富大增，特别是江南，文化和经济方面都有相当强的活力，不管是苏州的经济发展，还是江南一大片地方的文化发展，都有一种蓬勃生机。

    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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