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漂亮，学习又好，记东西快，不像东子，刚刚那些话，再让东子背一个小时，也背不来。”赵书记说。

    “女孩子和男孩子，以后的路不一样。只会背有什么用，刚那些话，说起来有道理，但早十年也是这样呀，为什么不取消？”卢会计越说越来劲，“很多国家大事，其实都是一些小老百姓用命争来的。”

    赵书记是在战场上见过战友死去的，也多少懂一些农业税取消的内幕，所以不说话。但东平不懂，卢惠兰更不知道，所以两人都问了一个“为什么”。

    “最近不是刚刚出了一个事件吗，现在报纸上都是呼吁取消收容所制度，连大教授、大法官都发话要取消，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这个农业税取消，当初也是一个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因为不交公粮，被乡里面叫去学习，但却非正常死亡，后来好多农民大闹乡政府，国家才开始反思农业税的事情，当年就停止强制收公粮，到今年实质取消，你看，真是用命换来的不是？”

    卢惠兰接触的都是正统思想政治教育，感慨说：“中央的政策，到了基层就会走样，当年王安石变法也是一样，很好的政策，硬是因为官员吃拿卡要、趁机盘剥给破坏了。”

    赵书记是支部书记，每天忙着村里村外的事情，一年才有上千元生活补助，他们这个村又没有油水可捞，但他却承担着带着村民致富的职责。那些在城里的干部，天天喝喝茶、看看报，都能得很多钱。对于这些，他也觉得不公平，但他不能说。

    对于卢惠兰说基层把政策执行走歪，他却有话说：“兰兰，其实最基层的人都有苦衷，比如乡里那些干部，他们不懂农民家的实际情况吗？他们懂！但国家的任务一层层压下来，一层层加码，本来中央说收1000斤，到了省里为了好看，为了成绩，就下达1500斤，到了市里，觉得去年到了1500斤，今年得2000斤，到了县里，只能又加个码，任务到了乡里实际征收的时候，估计都是3000斤了。说起来，每级官员有错吗？没错！收支两条线，收的直接进国库，他们也不见得有油水，但他们得要业绩，要数字。我就听过副乡长骂娘，骂上面的人只会画圈圈，但他除了骂几句，还能有什么办法，他如果收不来3000斤，他就是考核不合格，要调岗，政治生命就完了。你说，基层的官员苦不苦？来了任务，谁敢不去做？”

    “那就怪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瞎布置任务的人。”东平说。

    “说他们错，也可以，说他们没错，也可以。”赵书记胸中似乎有股闷气要发泄，他自己把杯中酒喝了，才说，“你说县里的领导，他哪里不知道下面困难，但他也难呀，财政没有钱，工资都发不出去，他有什么办法。他们高高在上，养成了挤一挤出成绩的惯性思维。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农民太容易被欺负，最后还是在我们这里挤一挤、压一压，只要不出群体事件，都没有问题。”

    “财政靠农民这点东西哪够呀，得做好招商引资。”卢惠兰说。

    卢会计觉得自己女儿对社会认识始终还是停留在课本上，于是就说：“县里的领导难道不懂这个，现在招商引资什么底线都不管不顾，还是招不来好企业。卖土地、建开发区，但没有企业来，来了也提一大推条件，最后都是花钱赔本的买卖。前阵子有个好容易才引进来的企业搭个铁皮棚子就去贷款，拿到钱就跑路了，现在连人都找不到。”

    谈起这些话题，大家都觉得有点沉重，但对喝酒却大有助兴之用，聊着聊着，又一两酒下肚。两个男人也不想自己子女想多了影响高考，就不再谈时事政治的东西，转而回忆过去。

    “兰兰，你知道你赵伯伯为什么那么年轻能当上村长吗”卢会计问。

    “不知道，”卢惠兰给两人倒好酒，“爸，你说说，我们想听。”

    卢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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