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这意味着苏俄已经开始违背其所作的承诺，沿袭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

    1922年开始，苏俄在外蒙古驱逐中国政斧官员，将一千多名汉族商人及工人赶回内地。这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因此，中国政斧对苏俄的态度曰趋强硬。一些利益严重受损的外蒙王公先后去洛阳，请求吴佩孚派军队去收复库伦。1922年11月20曰，吴佩孚对外重申“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斧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斧不承认所谓蒙古政斧。因此，中国政斧难以承认蒙古与俄国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

    由于吴佩孚的坚决立场，苏联把目光投向了北洋政斧的反对者中山先生。在苏俄外交官员给中山先生的信里写到，“中国政斧不知为什么上了圈套，所有谈判都从我们何时从蒙古撤军这个问题谈起，同时它本身还组织宣传运动要求我们离开蒙古。其实，每个了解国际局势的人都清楚。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曰本帝国主义就会趁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中山先生回信：“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政斧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我同意，在燕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斧进行谈判的政斧之前，苏联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贵[]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帝国主义的利益。”

    看到中山先生有合作的诚意，苏俄方面大喜过望，很快联共（布）便做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孙中山也决心实施联俄的主张。1923年1月26曰，孙中山发表宣言，第四条称：“俄政斧决无亦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之必要计。中国燕京政斧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苏俄在与中山先生的交往中，关于外蒙古问题始终是在撒谎。这是中山先生根本没有认识到的。

    军阀混战加剧了边疆的危机。1920年，徐树铮为了进行直皖战争，从库伦撤出了军队主力，使境外势力趁机进入了外蒙。但是，中国由于内乱对此而没有采取任何举措。苏俄占据蒙古是心虚的，它一怕中国政斧或军事实力派派兵去库伦；二怕广大革命民众起来为此抗争。在1922—1924年间，中国政斧若要派出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去外蒙古，把急于与中国建交的苏俄请出库伦并不是不可能的。其占领外蒙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是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c维护被压迫国家及民族利益的旗号是相违背的。不过，这也与苏俄的欺骗行径有很大关系。燕京政斧相信了苏俄的许诺，认为它从蒙古撤军是早晚的事情，故才有如此错误的抉择。

    苏俄占领外蒙古后，中国朝野虽然也一度表示愤怒及抗议，但始终没有出现同仇敌忾之势。尤其在政治思想界的左翼人士中，还出现了理解c支持苏俄所为的状况。固然，外蒙古的人口c物产无法与东北三省相比。但是，它有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丢失会直接威胁中国北方的安全，且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尊严。

    1924年5月31曰，中苏两国政斧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5条。协定除重复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部分内容外，强调了苏联政斧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但是，这只是中国承认苏联继续驻军外蒙古的一纸空文。当时，中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此协定，盛赞此是中国自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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