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不快走？他们这才着急忙慌地让警卫人员去叫醒还在呼呼大睡的máo zé dōng。睡意未消的máo zé dōng一边打呵欠一边还给大家递宽心丸：“不要慌不要慌，敌人哪能说来就来了呢？”然而这颗宽心丸大家都咽不下肚，又是推又是拉还是硬拽着máo zé dōng上到山上，到了山上就看见敌人涌进刚才离开的那个村子还四处乱放qiāng。这时候人人都出了一身冷汗而máo zé dōng却还在说笑：“蒋介石他就会这一套，我们走了他还放鞭pào欢送哩！”……

    然而有不少人当时并没有máo zé dōng这种心境。

    二

    máo zé dōng的好心境很有可能来自于他已在重新掂量那个搁置已久的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入滇以后这个“千钧重负”实际上在不知不觉已减去了诸多份量，较之于一两个月前那种四面受敌的被动之状而言，这个计划似乎有了更多的兑现机会，甚至还有可能锦上添花，在“龙主席”已经相当空虚的地界儿上找到诸多便宜……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前景抱有乐观心态，这当间也包括在一些在遵义会议上力主máo zé dōng重返帅位的战友和同志。鲁班场战斗失利，原拟“建立川滇黔根据地”首先“赤化黔北” 计划流产，部队一个多月来一直处于大幅度机动状态，非常疲惫而且减员很大。沿途虽然扩了不少红，但扩红容易也确实扩了许多，可逃亡掉队失散同样也很多 要让一个为吃顿饱饭而参军的农民成为一个有政治觉悟的坚强战士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笔者在查阅此间的敌方档案时也发现：再渡乌江前后各部敌军关于俘获落伍掉队红军战士的报告一时间也增加了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被俘或投敌的中下级干部的“匪情”口供。而在清水江边待机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曾经下达过一个“组织工作训令”，暂时撤销连队的“宣传队、列宁室干事会、墙报委员会、经济协助委员会”，强化“反逃跑十人团”的工作，要求“十人团每班必须有一人，……应特别积极帮助连指导员对个别政治落后分子和新战士进行政治解释教育，解答其疑难，解决其困难，使部队更加团结，巩固来消灭逃亡、掉队、落伍及个别投敌现象”。（18）

    减员很多跑路很多确实很影响部队的情绪，“走到哪里才算个头”的疑问在许多红军指战员头脑中都存在着。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刘英老人回忆：“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而入滇前后甚至连“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王稼祥都觉得问题很大，还跟张闻天唠叨过“这么着老打圈圈不打仗恐怕不是办法”，张闻天随红三军团行动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他反映过部队中“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的情绪，而耿介的张闻天则让他有意见待再开会时拿到会上去讲。（19）

    彭德怀本人实际上也有意见，这恐怕与他的几次建议未被采纳或完全采纳有关。

    林彪意见更大，这从他23日这天和此后几天里的建议电中或可看出他的情绪。

    其实máo zé dōng何尝是只想走不想打，只不过他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他要掂量的事情要比其他人多得多。中央红军现在就剩这几万人了，生存是第一需求，走也好打也好，都得服从这个“第一需求”！“创建川滇黔新苏区”的口号可以喊得山响，但要“创建川滇黔新苏区”，首先得自己能够生存下来。“创建川滇黔新苏区”当然好，但建立新苏区除了政策策略和斗争手段的主观因素外，还有两大客观因素具有不容置疑的决定xìng作用：时间和空间。当年的中央苏区也好，其他苏区也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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