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春天真的是到来了，北方政权的统治者甚至想要出家，南方的统治者也不甘示弱，大量兴建寺庙，以此彰显对百姓的“恩德”。

    在刘彧看来，支持佛教，就是普渡众生，世人就要感激他。

    471年底，刘彧把他当年的湘东王府捐出来，作为寺庙，命名为湘宫寺，装潢建设极其壮观，富丽堂皇，本来准备兴筑十层佛塔，因不能成功，只能兴筑两座，各高五层。

    即便预期打了对折，在刘宋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毕竟对国家造成不小的负担。

    新安郡长巢尚之解除职务后，回到京师，晋见刘彧总结工作，刘彧得意地对他说：“你去过湘宫寺没有，那可是我最大的功德，用了不少钱。”

    高级散骑顾问宫虞愿，恰好也在场，脱口而出：“那不是陛下的钱，那是多少平民百姓卖儿卖女、多少妻子女儿卖身的钱，佛陀如果有灵，会慈悲为怀，哭泣哀叹，罪恶高过佛塔，有什么功德？”

    虽然真相如此，世人也皆已看透，但当着刘彧的面指出来，这种魄力到底没多少人拥有，甚至听别人说出来，也觉如坐针毡。

    虞愿说完之后，在座的人全都脸色大变，刘彧也涨红了脸，当场让人把虞愿赶出殿外。

    以刘彧的小爆脾气，虞愿能活下来实属不易。

    别人就没这种待遇了。

    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景文就一直活在恐惧之中。

    王景文也就是王彧，是刘彧的大舅子，原本刘彧的名字还是从王彧那里找的灵感，但因刘彧当了皇帝，王彧的名字反倒犯了忌讳，不得不改成了王景文。

    刘彧大开杀戒之后，王景文深感忧虑，尤其是妹妹当众得罪刘彧之后，王景文屡次辞让官职，急流勇退，可是刘彧照顾自己的声名，屡次拒绝其请求。

    这并不代表刘彧就能放过他，包括长期在地方坐镇的孝昌侯张永，都是刘彧的肉中刺，虽尚未撕破脸皮，刘彧却已有了行动的准备，悄悄编写歌谣在民间散布：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

    一士便是王，弓长即为张，刘彧还是很有才华的嘛。

    王景文并没有煎熬太久，第二年3月7日，正在家里和客人下围棋，刘彧的使节到了，还送来一封诏书和一堆毒药，诏书上说：“我跟你多年老友，为了保全你王家一门，所以作此决定。”

    这种结果对于王景文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心里更多的是放松，而非恐惧，所以当客人询问诏书的内容时，王景文如实奉告，脸上也没有丝毫异样。

    可是客人显然震惊到了，力劝他寻机应变，岂能如此稀里糊涂地牺牲性命。

    王景文苦笑道：“我知道你们的心，可我家中老幼男女有一百多口，他们不该为我的原因而受伤害。”

    客人已无心继续棋局，王景文于是研墨书写奏章，回复刘彧的诏书，然后饮下毒药而死。

    此时的刘彧已然病入膏肓，所以极力剪除他认定的一些对太子有威胁的大臣，因他死后，皇后王贞风势必临朝主政，王景文凭借国舅的威严和权势，非当宰相不可，而王氏家族强大，注定不为刘彧所容。

    杀掉王景文不久，刘彧越发着了心魔，有天晚上梦到有人向他报告说豫章郡长刘愔谋反，半夜猛然惊醒，连夜派人前往郡城把刘愔诛杀。

    到这种时候，刘彧身边真正值得依赖的人几乎杀尽了，地方上也清洗了一遍，对他来说，除了不能多活几年，其他再无遗憾。

    4月17日，宫里同时发出数道诏书，任命江州督导官、桂阳王刘休范为最高监察长，政府右副行政长官褚渊为护军将军，中央禁军总监刘勉为政府右副行政长官，褚渊、刘勉、政府最高行政长官袁粲、荆州督导官蔡兴宗、郢州督导官沈攸之同时接受托孤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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