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持久的拉锯战。

    红四方面军攻击岷县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位于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的抗日目的。”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需要极大智慧的政治抉择。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máo zé dōng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开始倾向全国统一的抗日战线了。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guó mín dǎng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会议决定以公开宣言的方式表明共产党人的抗日立场。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guó mín dǎng书》发表，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guó mín dǎng“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提议“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以“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卫民族的生存与国土的完整。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部队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jiāo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的三支主力部队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

    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之后，朱德和陈昌浩都认为大军不能久留这里，必须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去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是张国焘反对，他说红军最好的出路是往西而不是往北。张国焘为此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他主张的两个方案：一是往西进入青海、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后再回来；一是往东南，向川陕豫发展，也就是回到红四方面军原来的老根据地去。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向西的行动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至于往东南，是背向抗日指向，是向南京进攻的方向，这只能在与南京方面谈判彻底破裂之后才能考虑。

    北上，与中央的会合近在眼前，张国焘对其政治前途的担忧也达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极限。当得知红一方面军为了确保陕北根据地，只有一个师南下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时，张国焘突然觉得转机出现了：原定计划是红一方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北上，共同对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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