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桂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桂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三年，划成分为官僚。后来她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50年代大鸣大放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二十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桂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孃孃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友，没钱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头撞在医院大门，没了命。”母亲说怕我们担心，她就回来。“王孃孃还在那儿静坐。这些当头头的真是作孽呀！”母亲唉声叹气。

    我真是小肚鸡肠，母亲进门把稿费交给我时，我还以为她是为我接过来不快。母亲到厨房做晚饭，我过去帮她，她让我回里屋去继续写。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识字有限，我记得她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应该是我生父送给她的。她在上面记了好些东西，每月生活花销，哪个孩子外孙生病看病，用的草药方子。字迹很草，要使劲认，才可猜到大半。后来这本子再也没有见到。

    那时在南岸母亲的卧室，我经常写着写着，因心里难受而停下。母亲不到我跟前来，她放一杯茶水就离开，关上门，有时她想进来取东西，在门缝里看我，若是我没写字，她就推门。算一算，写这本自传花了一年，与母亲和父亲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也是成人之后，与他们住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书稿先在台湾出版，得了当年最佳书奖。母亲也没有看到这书，父亲也一样。

    2000年《饥饿的女儿》这书才在国内出版，一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书，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书里所写的天府之国四川，人们口口相传，报纸纷纷转载。记得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书店签售时，读者送我金项链，读者大呼我的名字喊万岁，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了长队，挤断了路，弄得警察都来维持秩序。弄得当地作家嫉妒，到有关部门去抗议，说以后再也不要准我来签售。读者私下到我住的锦江宾馆结了我的账单，还有读者送好些水果到饭店，并要开车送我回重庆。

    大姐首先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生气地拿给母亲看，并把有些段落一个字不掉地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双眼发红，手里紧紧捏着手绢，却什么话也没说。三嫂和二姐异口同声都对母亲说：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人在读，就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在读六妹那本书，那些脏事，上了电视报纸，哼，还是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不脸红，我们还脸红呢。”

    母亲见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却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当然是怪我不该写家里的事，对我对这个家都不好，但这次她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问她：“为何这次对我网开一面？”

    她说：“担心你找我还开皮鞋店的钱。”

    大姐坦率得可爱。

    我心里不止一次在想，要把书念给母亲听，可是没有做到，每次都因为有人来而打断。父亲过世后，我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一本书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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