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二十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为我买的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是冷得很，得点壁炉。火焰暖暖地照着我们，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倚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当时我们开玩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曾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在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童年，说到18岁离家出走，最后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簿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像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回家后他很失望。他让我看性爱场面的录像，那段时间我梦里全是黄的阴茎白的阴茎，粉红深红的阴道，光身子的人堆叠在一块，集体性交，感觉不到性感，相反觉得他们是性机器。

    时间过得非常快，三个月过去，若是结婚，可随英国籍的他拿到绿卡，或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对此，他犹豫不决。

    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脸，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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