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处处哭声！

    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他身上的30元钱被日本人夺走，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财物均被抢劫一空，尸首或被抛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毁。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fu，态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

    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

    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

    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短短几天时间，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共有231名朝鲜人、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其中“本国公民多属误杀”。

    但是，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无论朝鲜籍、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都被大大地缩水了。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大难来临之时，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后，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

    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写出“岩头之感”后沉潭自尽。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

    他说，“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一．

    不久，“烦闷”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和“烦闷”同时出现的，则是“成功”。如果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为追求，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忍饥受饿、视死如归，从而缔造了“明治精神”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在纷纭浩荡、不断嬗变的市井间，渐渐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与父辈们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国家无关。

    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大国地位已经实现，“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

    为此，他们刻苦用功、考入大学…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随即，他们步入公司、成为中产阶级，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成为“新市民”、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农村、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

    换而言之…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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